在中国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有一位领导者以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务实的工作作风留下了深刻印记。

他曾是河南省省长，后来担任辽宁省委书记，一生自称“农民的儿子”。他不仅在政治生涯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更因其亲民态度和为民服务的精神受到广泛尊敬。

戴苏理，原名戴登润，1919年11月21日出生于山西省襄垣县戴家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的穷苦让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父亲靠种地勉强维持生计，母亲则操持家务，日子过得紧巴巴。

这种环境让他对农民的苦楚感同身受，也为他后来一心为农的情怀打下了基础。1937年，17岁的他考入长治四中读书，正赶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和同学们一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加入了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改名为“戴苏理”，寓意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愿意为国家献身。同年8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戴苏理在长治县委担任组织委员兼区委书记，任务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前线。他组织土地改革，把地主的田地分给没地的农民，这大大调动了农民支持抗日的积极性。

1942年，他在阳城开辟抗日根据地时，因脚受伤无法随队转移，被迫留下来，靠当地农民的帮助才得以生存。这段经历让他跟农民的关系更近了一步，也让他更坚定了为农民做事的信念。

解放战争结束后，他被调到河南，担任南阳地委书记。那时候他才30岁，但已经展现出不一般的领导能力。

1959年，戴苏理升任河南省常委、秘书长兼省委工作部长。当时河南正面临大旱和“大跃进”带来的问题，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农民生活艰难。

中央把他派到信阳担任第一书记，负责处理当地的乱局。他到任后，走遍了信阳的村子，了解实际情况，跟农民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经过几年的努力，信阳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他也因此在河南站稳了脚跟。他的工作作风很实在，不爱搞形式主义，总是直接到田间地头看情况，跟农民聊收成、聊困难，这让他在当地赢得了不少信任。

1981年，戴苏理成为河南省委书记，同年3月又兼任省长。这时候的河南，农业仍然是经济命脉，但他上任后发现，很多政策离农民的实际需求还有距离。他推动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比如支持“包产到户”，让农民能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生产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

他还经常下乡调研，每次去都不带大队人马，就带几个随行人员，走村串户，问问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难处。他的办公室里常年堆满了从农村带回来的材料，他总说：“不了解农民的日子，咋能干好工作？”

1982年，戴苏理调任辽宁省委书记。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但他没忘了自己的根。他到任后，提出“富帮穷”的发展模式，让经济条件好的地区支援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他认为，工业发展不能把农业落下，农民的生活好了，整个社会才能稳。

他在辽宁工作期间，依然保持着下乡的习惯，经常去农村看看庄稼长势，了解农民的收入情况。他生活很简朴，衣服穿得旧了也不换，吃的东西也很简单，跟农民坐在一起吃饭一点不讲究。

1985年，他卸任辽宁省委书记，转任省顾委会主任。虽然退居二线，但他还是关心辽宁的发展，经常为改革开放出主意。1995年，辽宁遭遇特大洪水，他已经快80岁了，但还是去了灾区，查看受灾情况，了解群众的需求。

1996年，他推动成立了辽宁农民书画研究会，希望通过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他还亲自为研究会题了词，鼓励农民拿起笔来画画写字，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

为什么自称“农民的儿子”？

戴苏理一辈子都把自己叫作“农民的儿子”，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他做人做事的根本。在河南当省长时，他把农业放在首位，推动“包产到户”，让农民能自己说了算，粮食产量上去了，日子也好过了。

在辽宁当书记时，虽然管的是工业大省，但他还是惦记着农村，提出“富帮穷”，让富裕地区帮衬穷地方。他常说：“农民是咱们的根，不能亏待他们。”这话听起来朴实，但背后是他对农民的真心关注。

他这种农民情结，不光体现在政策上，生活里也看得出来。他在位时，从不搞排场，出门调研就穿件旧衣服，吃点粗茶淡饭，跟农民坐一块儿唠嗑一点不拘谨。

他在辽宁的时候，经常去农户家里，坐土炕上聊收成、聊家常，问问有没有啥难处。农民跟他说话也不觉得有距离，都把他当自己人。他自己也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这话他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真干了一辈子。

戴苏理的“农民的儿子”身份，还体现在他干工作的务实态度上。他不爱听空话，也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汇报。

他在河南当省长时，有一次去农村调研，看到有的地方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水分太大，他直接就问：“这数字咋来的？田里长出来的粮食可不会说假话。”后来他让人重新核查，把真实的数字报上来。

他在辽宁也一样，下去调研不看表面功夫，就盯着实际问题解决没解决。他这种直来直去的作风，让底下的人不敢糊弄，也让农民觉得踏实。

他还特别注重倾听农民的声音。每次下乡，他都带着本子，把农民说的困难记下来，回来就跟相关部门商量办法。

他在辽宁的时候，有农民反映村里缺水，他回去就推动修水渠，把问题给解决了。他不光听，还真干，这种实打实的工作态度，让他的“农民的儿子”身份显得特别有分量。

除了政策和生活态度，戴苏理还很看重农民的文化生活。1996年，他推动成立了辽宁农民书画研究会，想让农民也能有点文化乐子。

他觉得，农民不光是种地的，也是文化的主人，能写能画也能丰富自己。他亲自给研究会题词，鼓励农民把生活画出来、写出来。他常说：“农村不光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这想法挺接地气，也挺有远见，体现了他对农民的全面关心。

1985年，戴苏理从辽宁省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担任省顾委会主任。虽然不是一线领导了，但他没闲着，经常为辽宁的改革开放提建议。

1995年，辽宁碰上特大洪水，他快80岁了还去了灾区，看看农田淹了多少，群众缺什么。他走得慢，但每到一个地方都问得仔细，回来后还叮嘱干部要把灾民的生活安排好。

1996年，他推动成立了辽宁农民书画研究会，亲自参与筹备，给农民的文化生活添了点新东西。他去研究会成立仪式时，站在简陋的会场里，跟农民说要把农村的希望画出来。这时候的他，已经满头白发，但精神头还是那么足。

2000年1月22日，戴苏理在沈阳去世，享年81岁。他去世前，留下了遗言：“我是党员，我听党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为人民服务。”这几句话没啥修饰，但句句是他一生的总结。他的葬礼来了很多人，不少农民含着眼泪送他最后一程。

他的故事后来在辽宁和河南都传开了，大家提起他，都觉得这就是个真心为民的好领导。他的“农民的儿子”身份，不光是他个人的标签，更成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