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ucky
艺人的心理疾病早已不再是禁忌，但如何讲述、何时讲述，却是一门微妙的学问。
近期，赵露思、齐思钧等多位艺人相继公开自身患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再度将艺人心理健康问题推至公众视野。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有超过20位艺人主动公开心理疾病困扰，娱乐圈对心理健康的讨论正经历从禁忌到议题公开化的转变。2016年乔任梁的离世使行业更为重视心理健康议题，公众讨论从“明星为何抑郁”转向“他们承受着什么”。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人设逻辑的重构。过去，心理疾病是必须隐藏的职业缺陷；如今，它被包装成故事和转型的营销素材。随着粉丝经济迭代，“造神崇拜”被“共情式养成”取代，艺人不再需要维持完美偶像假面。
然而，当心理疾病被嵌入娱乐工业的叙事流水线，真实与表演的界限开始模糊。公众既渴望共情脆弱，又警惕“抑郁人设”沦为流量生意。现实情况往往是，营销将痛苦包装成商品，而艺人不得不在疗愈与营业间走钢丝。
但大众终究喜欢的是一个完整的人设，而非单一的“心理疾病”标签。他们愿意买单的，是一个能让他们投射情感的故事和人设，而非疾病本身。艺人和团队要明白，在人设货架上，“抑郁症”并不奇货可居。
艺人抑郁症不再“404”的背后，娱乐圈和观众都走过很长的路
近期，多位艺人打破沉默，主动公开精神健康困境，这种集中性发声将私人伤痛转化为公共讨论的契机。
2024年12月初，演员赵露思在拍摄新剧《恋人》期间被曝突发健康危机，据剧组人员透露，她因严重不适需依赖吸氧维持拍摄，随后更因晕倒送医，并被诊断为神经系统疾病，伴随失语、行动困难等症状。12月28日，其工作室发布声明，仅以“突发身体不适”解释工作暂停，未提及具体病因，引发公众猜测。直至2025年1月1日，赵露思本人在微博发布长文首次公开自己自2019年起便饱受抑郁症困扰，并因压力过大出现了躯体化症状。她在文中提及，长期的心理问题源于职场霸凌、容貌焦虑与自我否定。
1月25日，赵露思病愈后首度公开亮相成都品牌活动，坦言此次经历促使她“重新认识自我”。次日，赵露思工作室放出视频，公开赵露思康复的过程。
4月12日，齐思钧在生日直播中首次公开了自己从2022年起与心理疾病的抗争。他提到自己已经服用一年的双相情感障碍药物，并同时进行了为期大约两年半的心理咨询。
在描述抑郁时，齐思钧将情绪具象化为一个粉丝熟悉的场景——三年前生日直播中蛋糕突然倒塌的瞬间。他说：“那时坍塌的蛋糕就像我内心坍塌的某些东西。” 这一比喻唤醒了粉丝的共情和代入：原来那个被镜头记录下的“搞笑意外”，对他而言是难以言说的崩溃时刻。社交媒体上，粉丝们的心疼言论涌来：“蛋糕倒在身上的时候该有多崩溃啊，眼镜一直在眨，坚持不让泪流下来”“当时笑着截图，现在看着想哭”。
近年来，公开谈论自己精神疾病的艺人数量明显增多——赵露思、薛之谦、马思纯等不同年龄段、不同类型的艺人都曾坦诚自己的心理困扰，数量已超过20位。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趋势在2016年后尤为明显。
那一年，乔任梁因抑郁症离世的悲剧，让整个行业都开始更为重视艺人心理健康问题。大众讨论的焦点从"为什么明星也会抑郁"转向"他们承受着怎样的压力"，这种认知转变降低了心理问题的污名化。
另一个变化来自粉丝对艺人的心态。早期追星讲究“造神”，正如S.H.E《Super Star》中唱到的“你存在，我崇拜”。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20世纪初期之前，艺人的精神问题一直被隐瞒得很深，连情绪都要保持“营业状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4月1日，“哥哥”张国荣因抑郁症病情严重，从香港东方文华酒店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离世震惊公众。
张国荣并非孤例。与他齐名“中环三太子”的钟保罗、陈百强同样因抑郁症结束生命；饰演黄蓉的翁美玲、亚洲小姐陈宝莲等明星，也都因精神健康问题走向极端。在信息不透明的年代，艺人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与舆论压力，却被迫将心理问题隐藏在"完美偶像"的面具之后——直到悲剧发生，公众才惊觉那些灿烂笑容背后的挣扎。
在娱乐资本论看来，随着娱乐产业的迭代，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也在悄然改变。早期的“造神式追星”逐渐被更亲密的互动模式取代——如今的粉丝不再只是远距离崇拜，而是深度参与偶像的成长，甚至以“养宝宝”的心态投入情感。
齐思钧等年轻明星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常常能看到粉丝们真情实感的留言，像“提起你的长大，会流泪的不只是妈妈”这类充满共情的表达。粉丝不再单纯期待偶像“完美无缺”，而是愿意接纳他们的脆弱和成长轨迹。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艺人公开心理问题的阻力明显降低。
从近期几位艺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处理方式，可以清晰看出不同代际艺人的观念差异。赵露思、齐思钧等新生代艺人，更倾向于主动就医、坦然公开治疗过程，甚至暂停工作专注康复。
反观李玟，即使在面对抑郁症的折磨时，她也始终努力维持着积极的“女战士”姿态。直至她去世，家人才公布她已与抑郁症斗争数年的事实。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她依然在发给歌迷的音频中说：“你们做我的后盾，我会加油。这段时间，希望你们自己也能身体健康、快乐。我非常想念大家，我会再努力努力。”
这种"不愿让他人失望"的敬业观，让人联想到张国荣等前辈艺人的相似选择，反映出部分老一辈艺人存在的职业认知：将个人脆弱视为需要隐藏的职业缺陷。
心理疾病公开，艺人把脆弱讲成圈粉故事
据娱乐资本论统计，当前艺人公开心理疾病症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媒体采访、个人社交媒体自主发声、以及由他人公开。
在艺人的采访讲述中，抑郁症等被纳入“成长故事”的标准化剧本，就像电视剧里主角必经的磨难一样。它们总发生在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高强度的工作、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暴，例如在杨坤、薛之谦等人的叙述中，抑郁症都与“不红”时期的境遇密切相关。
目前，越来越多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艺人选择通过个人社交账号主动公开抑郁情况。赵露思、王嘉尔等人不仅坦诚自身状况，更采取停工治疗等实际行动；马思纯在多档节目中都反复强调过“健康第一”的理念，把治疗放在身材管理、他人评价等前面。
一方面，这确实反映了艺人重视身心健康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治疗期间不可避免的外形变化、状态波动和事业空窗期，也需要通过提前沟通来获得公众理解。这种预防性公关既能维护艺人形象，也为后续复出铺垫了更宽容的舆论环境。
观察艺人公开抑郁症的节点，多数选择在病情稳定、走出低谷后披露。这种“事后分享”很稳妥，艺人此时已恢复专业工作状态，能够精准把控表达分寸。“走出阴霾”的完整故事线更具感染力，能用“我挺过来了”的故事激励粉丝。
尚雯婕在《乘风2024》中坦诚，自己在队友李溪芮淘汰离开的那天晚上差点发作，“一度喘不过气来，只能一个人躲在宿舍外透气”。节目中，尚雯婕因为强大的唱功和舞台表现力再度掀起热度，一首全开麦的《Chandelier》仅在B站就获得超越400万的播放量，“膜拜”与“掀翻天灵盖”刷屏，该歌手最后也进入到出道组。
娱乐资本论认为，从人设打造上看，惊恐发作这个看似脆弱的瞬间，实则处在很妙的叙事位置，舞台上的游刃有余与私下的挣扎形成反差，恰恰印证了她的坚韧。强化了她“浴火重生”的强者形象。
齐思钧在镜头前微笑着坦言自己的双相经历，“我经历过来了，一切都在向好。现在是以一种非常轻松的态度讲述这件事。”这份举重若轻的坦诚，与他往日阳光形象并无割裂感，反而因“稳定输出脆弱”的特质，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更有力量的真实。
艺人的心理健康话题，早已不再是禁忌，但如何讲述、何时讲述，却是一门微妙的学问。
齐思钧选择在发布新书《喂，你好吗》的时候公开自己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经历。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一举动确实为他的书籍发售和营销带来了很大的流量。而“院人”等其他艺人朋友对他的安慰和互动，又进一步扩大了宣传效果。
2020年12月，王自健在《我就是演员3》中向张国立袒露抑郁症经历时，正是他从脱口秀主持人转型影视演员的关键期。那段“微信好友删到只剩30多个”的分享，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撕掉喜剧标签后更加立体的演员。从语言类节目到影视剧的跨越，正需要这种“真实感”来重构公众认知。今年2月，王嘉尔在杨天真的播客节目中，详细地回应了心理健康问题。他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历的增多，自己看清楚了很多事情。患病后，他明白自己要回到初心，做真正想做的音乐。这也引出了他新发行专辑音乐风格的改变。
赵露思的情况也类似。她公开抑郁症的时候，正处于从“甜美女鹅”向“大女主”转型的时期。在《珠帘玉幕》等剧集中，她开始出演更为成熟和坚韧的角色。“抑郁症”这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类艺人的人设迭代，让观众看到了他们成长和转变的一面。
标签好坏终归要回到艺人本身，抑郁症并不奇货可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艺人公开自己患有心理疾病，但现实的舆论场却往往是割裂的。有人觉得抑郁症甚至逐渐变成了明星的“时尚单品”，每当有艺人坦承病情，总伴随着质疑其炒作的声音。
张大大曾透露自己在2016年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症，长期受焦虑、自卑甚至自杀念头的困扰。2019年，他通过社交平台公开抗争病情的决心，却遭到大规模质疑。有网友对其冠以“矫情”“作秀”等言论，甚至断言他“装抑郁博同情”。对于“黑红”发家的艺人，公众对其行为动机存在不信任，当病情与公众人物的职业形象交织时，真实痛苦容易会被视为营销手段。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赵露思身上。她在康复Vlog中展示自己从病床学习使用勺子、拄拐行走，到短短数天后带全妆出席活动的过程，被网友调侃为“医学奇迹”。由于视频拍摄明显有团队参与，公众难免怀疑其真实性，认为这并非单纯的生活记录，而是经过策划的内容。此外，她一边强调“需要静养”，一边频繁曝光于综艺、发鸡汤文案，甚至取关239个账号霸榜热搜，言行不一的表现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质疑。
不少公开心理疾病的艺人积极投身公益，“因为淋过雨，所以给别人撑伞”，将抑郁症的脆弱性转化成利他举动来赚取好名声。但当公益行动与公众形象的修复过于紧密地绑定，大部分效果都不太好。
张大大曾在2023年捐出50万元支持抑郁症公益项目，这一善举并未真正扭转公众对他的看法。同样，赵露思在《小小的勇气》中本意是展现公益关怀，却因缺乏共情的表现引发批评。面对山区孩子的爬悬崖上学的经历，她的反应是“很酷”；面对独守传统手艺的老人，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敬佩或惋惜，而是调侃“你自私了”，质问"为什么不传给别人"。这些言论让观众感到不适。
公众对艺人抑郁症的共情，往往建立在真实感和人设统一的基础上。但当他们的公开表现与过往形象割裂，难免让人觉得像在硬拗剧情，大众的质疑就会盖过同情。情感共鸣需要更扎实的叙事，而非一场突兀的自我剖白。
明星所有的身份都会被视为营销的一部分，抑郁症也同样如此。痛苦是真的，但一旦公开，就难免被纳入营销的叙事逻辑，毕竟娱乐工业擅长把私人经历变成可消费的故事。
娱乐资本论认为，不少艺人和团队搞错了重点，粉丝的眼泪和路人的转粉，不是因为“某某明星得了抑郁症”，而是因为他们在故事里看到了自己：那种在低谷中挣扎，却依然试图站起来的共鸣感。观众愿意买单的，是一个能让他们投射情感的故事，而非疾病本身。心理疾病可以成为人设的一部分，但只有真实的情感联结，才能让它真正被观众接纳。
比如很多观众转粉康复中的马思纯，是因为在她反复控制体重、崩溃、重新调整、慢慢变好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虽然她在《吐槽大会》上的表现算不上妙语连珠，目前的体重也还是忽胖忽瘦，但这种笨拙和不完美的地方，反而让观众更有代入感，更能产生共鸣。
在娱乐圈的人设超市里，“抑郁症”必须和其他人格特质打包销售，比如坚韧、幽默、或是独特的个人魅力。观众最终消费的，永远是一个完整的人格，而非某个孤立的痛苦标签。“心理疾病”也不过是艺人人设货架上的其中一个标签，没有奇货可居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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