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9年，一名台湾连长冒死游泳横渡台湾海峡回到了祖国大陆，而他的妻子在接受审问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我的丈夫交代，如果有一天自己突然失踪了，那么我就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
1952年，林毅夫出生在台湾宜兰，他的少年时期被“升学至上”的社会氛围包裹，几乎没有时间对世界提问。
他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从地方中学考进台大，再到陆军官校，步步高升，成了别人眼中的人生模板，但这一切，后来都变得不再重要。
他被分派到金门马山，担任连长，这个岗位表面风光，实际上是台军面向外宾展示“军容”的橱窗，站在哨所，他能看见对岸厦门的渔船，有时还能听到模糊的广播。
晚上，他会一个人躲在被窝里，用收音机偷听对岸的电台，大陆那头正在讨论改革、谈技术、说未来，这些词跟他每天耳边的“反攻复国”显得格格不入。
他发现，自己渐渐对这边的喊口号没了感觉，反而对那头的声音，生出了一种渴望。
最让他困惑的，是那些看似忠诚的军人，白天训练，晚上赌博；说着誓言，却人人都只盼着退役发财。
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在保卫什么，他试图在制度里找一点真实，但越找越空，那种被遮住双眼的感觉，让他彻夜难眠，眼睛里开始有了火。
有一次，他听说多年前也有个排长从金门偷渡到了大陆，那人靠一双“蛙鞋”，就游到了对岸。
这个传闻像一道闪电划过脑海，也像一个开口，把他封闭许久的思路撕出一道裂缝，就算那是虚构的，他也愿意信一半。
1979年5月的一天，金门的风仍旧湿冷，林毅夫在黄昏前下达了一项“演习期间严禁夜间射击”的命令，没人起疑，宵禁早已是常规操作，只是那晚，他把命令传得特别彻底，还叫传令兵一个岗哨一个岗哨地走。
等到夜色沉下来，林毅夫没有穿军装，他只穿着短裤，像要去打篮球，他手里拎着两个篮球，走到海边，脚下的沙子还残留着白天的温度，他站了很久，才一步步走进海水，慢慢消失在夜色中。
海水的盐分刺得眼睛生疼，浪涌让人根本分不清方向，他靠着篮球的浮力，计算划水的次数，努力让呼吸稳下来。
海面安静得异常，他心里却像有鼓在敲，他知道，一旦退潮逆转、或者遇上海巡艇，这段旅程就会变成终点。
他最终爬上海滩时，腿早已麻木，手肘全是擦伤，他抓了一把泥土，泥沙从指缝滑落，他伏在沙地上久久没动，这块泥土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片陆地，它意味着他赌对了。
当林毅夫失踪的消息传回台湾，部队像炸了锅，军方冲进他家，妻子陈云英挺着六个月的身孕被一遍遍地盘问。
她知道不能说，也不能哭，只能抱紧怀里的儿子，把心里那句话反复默念：他如果消失了，我就要像王宝钏一样等，她是真的准备好了。
没人告诉她答案，但她从丈夫那些日常中的碎片早已感觉到了，他经常若有所思地看着海发呆，有时会给她端水，说些“万一哪天不见了”的话，她本以为那只是玩笑，等他真的没回来，她才明白，那是提前交代好的诀别。
1980年，北大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讲座嘉宾，诺奖得主舒尔茨，林毅夫被选为唯一翻译，翻译得极好，舒尔茨问他愿不愿去美国读书。他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
这次机遇，是他离开海岛后一连串转折的开始，也让他重新看到了妻儿团聚的希望。
他设法联系上了陈云英，她那时正在准备赴美读书，听说丈夫竟然在美国念博士，简直不敢相信。
她毫不犹豫地卖了房子，带着孩子飞了过去，机场重逢那一刻，两人抱头痛哭，孩子在旁边发懵，根本不认识这个“消失了好几年”的爸爸。
真正的日子才从这里开始，他们各在一座城市求学，孩子只能锁在屋里，陈云英一边写论文一边做饭，边哭边熬。
后来她真的拿下了两个博士学位，在那种环境下撑过来的母亲，不靠奇迹，靠的是韧劲，她说：“没办法假手于人，得自己扛。”
而孩子，也从未被耽误，长子后来进了北大国际政治系，赴美读书；女儿从事金融，和父亲一样爱研究问题。
他们不是被语言或学校塑造的，而是在那个“母亲写信时还画卡通贴图”的年代，学会了怎么坚强。
林毅夫回国那年是1987年，那时他已经完成耶鲁的博士后项目，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没有多犹豫，带着全家回到北京，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在北大，他几乎没有休息日，早年开会接待外宾、中午吃盒饭，下午上课，晚上写书稿。
学生们常常看到他凌晨才离开办公室，他曾笑称，如果能倒在书桌前，就是理想的人生结局，他没说出口的，是那些被岁月截断的返乡梦，永远藏在背后。
他的职业轨迹不断上升，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再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很多人只看到他坐上世界舞台，却忽略了，在政治阴影未散尽的时代，他始终背着一纸通缉。
（信息来源：北方网---听陈云英讲述林毅夫传奇姻缘(图)）
友情提示
本站部分转载文章，皆来自互联网，仅供参考及分享，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联系邮箱：104246360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