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苏联卫星升空两年后，理查德·尼尔森写下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基础科学研究的简单经济学》。这不是一篇纯理论论文，而是一份战略备忘。针对一个核心问题——政府为什么要出钱做科学？

他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市场做不到。哪怕是最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在面对基础研究时也只能语塞。因为它天然不适合市场运作。研究一个不会立刻带来专利、产品、股价收益的现象，从企业角度，属于浪费资源。但对国家、对人类社会来说，它是未来收益的母本。

尼尔森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讲情怀。他是站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他的公式很简单：基础科学投资的社会价值，减去它的社会成本，就是社会利润。只要社会利润大于零，政府就应该投入。只要有一分钱利润空间，政府的每一分科研投入就不是补贴，是投资。

更进一步，尼尔森指出了一种悖论：如果连私营企业都在做基础研究，说明我们社会对这类研究的总投入还远远不够。因为企业的存在目的不是追求公共利益，而是追求利润。当企业愿意做这些原本不赚钱的事情，唯一的可能是他们已经通过技术垄断赚到了远远超出平均利润的溢价，才有能力转向前置投资。

这是对市场逻辑的反制。靠利润机制本身。

问题是，美国听进去了几十年，然后忘了。

196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了全国70%的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成为公共财政的一部分。斯坦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不再是地方性教学机构，而是国家战略平台。但进入21世纪，局面反转。政府占比降到40%，企业则从边缘角色跃升为主力资金来源。

这不是因为政府缩减预算。2022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达到历史新高——45.5亿美元，占总R&D预算的25%。但企业的总科研投入是尼尔森时代的七倍。而且不只是总量变了，性质也变了。越来越多企业把研发经费用在“基础研究”上，用来提前锁定技术源头。

这正是尼尔森当年警告的那一幕。

他写道：如果我们鼓励基础研究越来越多地由企业承担，就必须接受一个结果——大型、跨行业、垄断化的企业集团将主导技术发展，并控制知识产权。这不仅改变科研的结构，更会破坏市场机制本身。

75年后，美国科技版图印证了他的判断：几家大公司几乎囊括了所有重大技术路线——Google在AI、Amazon在云计算、Meta在硬件交互、微软在量子、英伟达在算力、辉瑞和Moderna控制mRNA平台。这是科研垄断。

而大学在干什么？越来越像承包商。

今天的大学教授更多时间花在撰写项目申请书、服务军方工程项目、参与产业联盟、撰写技术路线图，而不是做开放探索。这是结构性的问题。联邦资金大比例转向应用性工程，基础研究预算被稀释。高校变成国防工业的延伸部门，成为企业创新流程的一环。基础研究的独立性、开放性、探索性正在被系统性削弱。

这背后的逻辑是效率。但效率不是科学的全部。尼尔森强调：社会对基础研究的诉求有两点——其一是知识公开，其二是研究人员不被应用性项目抽走。这两个目标，今天都在迅速倒退。

以AI为例。基础模型的突破几乎完全发生在企业内部。GPT系列、Gemini、Claude、Sora，没有一项诞生在高校。而这些模型的训练语料、参数规模、技术细节，几乎完全不公开。甚至不允许复制。基础研究，已在AI领域完成私有化。

医学亦然。制药巨头对基础生物学研究的布局越来越早。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抢跑专利。早期投资酶结构、分子通道、RNA调控，是为了提前卡住潜在药物路径。一旦研究成果可商品化，知识产权封锁就启动，学术期刊仅仅起到发表权力宣示的作用。

这不是坏事，是逻辑结果。只不过，这种逻辑与基础科学的公共属性根本不兼容。

更深层的问题是：科研体制已经适应这种结构。高校不再为公共知识生产服务，而是为项目管理和绩效指标服务。博士生不再以理论突破为目标，而是以“转化率”或“产品路径图”为导向。评估体系从“能否改变人类认知”转向“能否完成预定任务”。

于是，谁来做真正的基础研究？谁来探索无法预测结果的方向？谁来承担失败的风险？

在尼尔森的理想图景中，科研不需要完全由政府主导，但必须有一个底线：不能被封闭、不能被专利化、不能被垄断集团结构化吸纳。而今天，所有这些底线都在一点点被突破。

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谁出钱”的问题，而是“谁能问问题”的问题。

1950年代，美国政府出钱，是为了避免科技被私有化；2020年代，企业出钱，是为了加速科技私有化。

基础科学不是投资回报表里的一个栏目，它是国家安全策略的组成部分。冷战推动了美国科研体制的现代化，因为它逼迫政府把科学当成战略资源；今天的中美科技对抗再一次印证这一点：谁控制知识，就控制未来。

市场不会自动修复这套系统。垄断也不会自己瓦解。等企业都开始热衷基础研究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公共领域的投入还远远不够。

政府不是科学的敌人，而是基础研究最后的庇护所。没有它，知识会变成私有资产，科学会变成策略武器，社会将被锁死在少数人控制的技术迷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