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贤：一段从大洋边到议会殿堂的漂流

这事搁在咱们平常人身上，估计谁都得琢磨两遍。你说一个站在澳大利亚议会讲台上的女人，头发乌黑，姓黄，说着带点异国口音的英文，可她身后还藏着一段翻山越海、血火乱世的家族旧事。她父亲是马来西亚山区小城出来的打拼人，祖上大概率还跟太平天国那帮亡命军人有点关系。这亲缘和命运搅在一块儿，就是你不得不回头再看一眼，想：这么远的故事，真能一代代传下来？

老实说，这些事平时大家哪会聊到？顶多在饭后闲谈里听老人讲过：“咱家祖上是从南洋过来的，逃过命打过仗。”后来有人细细翻找，竟翻出了一个叫黄呈忠的名头——太平天国末期西方统帅，戴王。他当年逃亡时，估摸也没料到一百多年后家族枝头上会冒出个澳洲外长。

唠点闲话。那阵子太平天国兵败如山倒，一大群人落荒而逃。这不是普通跑路，是带着生死和故土一起逃。有谁想过，这一走就是换了整个时代、整个大陆，什么田园牧歌都留下了。黄呈忠，那会儿年纪不算大，却是部队里的主心骨。朝廷追杀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他和兄弟们晚上喝水都得先敲敲木桶，别让人下了毒。

家族的流亡故事，后来到了马来西亚。说起南洋，有人觉得是阳光沙滩，有人却知道是流离失所者的避风港。当年黄呈忠走到沙巴那片地头，山打根，刚开始日子也是难，有钱没处花，没钱却要防人算计。那座城市后来成了广东话的天下，但最初，“外人”还是外人。

再说回黄英贤的爷爷黄锐诚，那都是土生土长的山打根人了。家里条件一般，但就是有人天生骨头硬。小时候书包旧了，他都是自己缝，没什么讲究；可成绩却好得能气死人，奖学金一路考出去，跑到澳大利亚留学。后来碰上了珍妮·查曼，两个人鬼使神差就结了婚。这桩姻缘挺“洋气”，但你如果细想，就好多摩擦藏在一粥一饭、一家两制里头。

婚后他们又回来马来西亚，生活里那点小日常、鸡犬之声，也是中国人和老外混搭的滋味。日子算不上富贵，但也没苦到发不出工资。两个孩子，一个女孩黄英贤，一个男孩托比。孩子小时候眼睛圆圆，黑发软软，其实和城里别家小孩没什么两样。

命运有时候拐个弯子特别狠。夫妻俩还是走不到头——八岁那年，黄英贤父母离婚。她跟母亲和弟弟搬回了澳洲阿德莱德，嗨，这下又变成“外人”了。想想也怨不得，不管你中文讲得多溜，一到洋人的班级里，就是异乡孩子。小姑娘连踩草地都会被邻居嘲笑“斜眼”，还有恶毒标语在母亲车道上写着，看了心都凉。

这种滋味，外头人不敢说懂。你再坚强，说到底，人在孩子时代，抵抗力也不大。她弟弟托比就是被种族歧视的风气压得喘不过气——后来三十岁那年，自己选择了离开世界。死后世人都说“这是时代的错”，其实家里人心里清楚，这苦是怎么日复一日熬到头的。

但黄英贤，她还算扛了过来。有人说这叫“逆袭”，也有人说是天生倔强。我倒觉得，有时候东南亚人家孩子身上那种韧性，软中带硬，才撑住了所有委屈。她就读的国际学校，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数是白皮肤，当然也有看不惯“黄皮肤”的尖酸话。

她从不在人前哭，只是把气憋在心里。一点点从亚裔女孩，拼到政坛女将。1992年，她开始从政，写申请信那天，母亲在厨房煮咖啡，一边安静看天色变暗。后来她慢慢升到澳大利亚政坛的高位，工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再到外长。每个台阶都不容易，每次上电视都难免被人挑刺。

她还创下了好几个“第一”。首位亚裔女参议员，首位亚裔财长，首位亚裔外长，还有首位公开性取向的内阁官员……这些头衔，听起来风风光光，其实架在肩膀上的压力比谁都重。她自己说过，很多时候晚上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问题——“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会不会还是有人觉得，亚裔不该在这里做主？”

有网友调侃她是带着家里祖先的旗帜一路走过来的，黄家几代人在天之灵也许都在旁边看着，黄呈忠那个雕像，沙巴那点普通的旧坟地，澳洲国会门前的鲜花，那么远，但是好像线索都能牵在一起。

去年，父亲黄锐诚在山打根去世，隔着几个时区、几千公里，黄英贤也只是赶回去送最后一程。她站在墓前，有人悄悄说：“你看，你爸其实一点也不像‘外场人物’，就是尽量把活儿做好。”一家子历经乱世、逃亡、歧视，最后还是会回到土壤下。

历史嘛，有时候真不是几个头衔能讲清楚的。澳洲的风、马来的雨、广西河边的旧故事，哪一条都断不了，也讲不完。你说她会不会在夜深人静时想：祖辈当年兵败流亡，是不是也是这股子韧劲帮他们熬下来的？如果托比还活着，他会不会陪着姐姐，一起在议会外头抽根烟，说说那些我们听来的、他们走过的路？

一家人的故事，总是绕着远和近、亲和疏打转。黄英贤翻过多少难关，这路以后还得自己走。等她某一天卸下官帽，回头看看，马来西亚的老家院子会不会还留着祖父小时候自制的风筝、旧照片，一家人笑着晒太阳。我常想，人活这一遭，最难的是怎么在失散和相逢之间，留住骨血里一点不服输的劲。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