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也配拿人民文学奖？”最近，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揭晓，知名网络主播董宇辉获“传播贡献奖”。一时间，这一消息在关心文学的人群里炸了锅，不少人指出董宇辉直播时多次出现文学常识错误，其个人文学素养不容乐观，人民文学奖这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向董宇辉“屈尊”，实在不应该。

纠结董宇辉文学水平究竟几何，实在是偏离了讨论的靶心。人民文学奖对董宇辉的得奖理由说得清清楚楚：“董宇辉以直播间为舞台，助力创刊七十五年的《人民文学》杂志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以‘寻亲’之名，实现与广大读者的‘双向奔赴’。”

如果说上述充满文学修辞的包装还是如坠云雾，那么列举下面的数据一定能让人恍然大悟：董宇辉曾两次帮《人民文学》杂志直播卖货，2024年1月的一次直播，在4个小时内卖出8.26万套，99.2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元。

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表示：“直播结束后，线上销售额还在不断增加，截至1月24日下午4点，已经达到120万册了。对比2023年的发行量，这大约是我们两年的销量。”

对于传播推广《人民文学》来说，董宇辉的贡献可谓是“功德无量”了。此次，人民文学奖把“传播贡献奖”颁给董宇辉，并不是夸他的文学造诣有多高，而是回馈董宇辉为杂志销售作出的实质贡献，也可能是在表达对“董宇辉们”的期待——希望更多掌握网络话语权的“大V”给文学推广助一把力。

对此，可能还是会有人批评人民文学奖不够“矜持”，把对于传播者的感谢和文学的褒奖混淆在一起，甚至有一些因人设奖的嫌疑。但是，凭此就认为人民文学奖对文学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却未免有些不顾事实的清高。

文学是需要传播的，没有传播力的文学作品，很难称得上是好的文学作品。作为商品的文学出版物，更是需要营销的。不光是出版机构把营销作为重要工作，很多时候，作家本人在写作阶段就会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考虑作品的销路。那种认为文学就应该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想法，甚至认为文学主动接近市场就是“堕落”的想法，实在是一种迷思。

如今，网络已经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流营销渠道。董宇辉在网络直播间一呼百应，让观众乐意掏钱购买，创下多个文学作品的销售记录，就是生动的证明。衡量一个人对文学传播的贡献，当然要看他在网络传播中的贡献。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在文学网络营销的时代，把文学作品“卖出去”是否就等同于有效传播呢？答案可能就不那么绝对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而购买，也不知道那些增加的销量到了消费者手里，有多少被认认真真翻开阅读。

当然，对《人民文学》杂志与董宇辉倒也不必苛责。抱着善意的眼光，就算最终打开杂志的只是少数人，那也是促进了文学的传播。开卷有益，就算不是每一篇小说、每一首诗都被认认真真读完，只要有只言片语在读者心中留下印记，文学的版图就实现了拓展。

但是，要意识到文学出版物的特殊性，就是文学出版物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具有传播属性的文化形态。从本质上看，它的传播力来源于和读者的连接，来源于内容本身。文学出版物通过直播营销打开销路，固然有助于强化其商品属性，但还需要回应如何维持和扩大传播属性的问题。

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在市场运作与读者选择的共同作用下“双向奔赴”。好书就是让人想看、爱看、手不释卷，以内容为本拓宽销路。有一个段子时常被人引用，“余华靠《活着》活着”。作为销量达千万级的作品，《活着》当然给文学如何真正接近读者提供了一个范例。

具体到每一部文学作品，固然有高雅与通俗之分，有取悦于自我和取悦于读者之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小圈子化、排他化，那种“我写的是严肃文学，读不懂是你的问题”“文学作品销路不好，是因为时代太喧嚣”的腔调，非但不能体现文学艺术的品位，反而暴露写作者认知的狭隘。

文学的品质与“破圈”并不相悖。为了更好地连接读者，文学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当中。比如，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探索“中间文学”，让“严肃文学”不等同于严肃的文本，而是用精彩的故事、通俗的技法，表达作者对于社会问题思考的“严肃”。

随着信息环境和主流媒介形式的变化，文学是否仍以纸质印刷品为主要传播渠道，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这不仅意味着要把文字搬到网上，也可能意味着文学与更多媒介形式紧密结合——让人在影视、音乐、短视频中“读”到文学，感受文学的魅力。

其实，直播能够让杂志“续命”一时，却不足以扭转读者变化了的阅读习惯——董宇辉第二次直播卖《人民文学》的业绩就远不如第一次了。在人民文学奖“传播贡献奖”的颁奖词中，有个表述可谓切中要害，“融入现代传播格局”。对此，无论是文学写作者，还是文学的出版者、传播者，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努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