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袋红薯

＂王大娘，您怎么这么快又送回来了？＂我接过那个破旧的编织袋，觉得莫名其妙。

＂老赵，你自己看看吧。＂王大娘神情慌张地低声说道，眼神闪烁，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那是1989年的深秋，北风呼啸着穿过县城破旧的筒子楼，卷起地上的落叶，在空中打着旋儿。我在县城化肥厂当工人已经十一年了，刚刚从集体户分到一套五十平米的筒子楼住房。

房子虽小，却是我和妻子李巧云的全部家当。旧式的木门，略显陈旧的水泥地面，客厅里摆着单位发的老式方桌和四把硬邦邦的木椅子，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为了这套房子，我们欠下了五千元的房贷，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每个月工资发下来，除去生活必需开支，剩下的全部用来还贷，我和巧云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我的弟弟赵小海在农村老家种地。他比我小八岁，从小就听话懂事。那天他披着一件褪了色的蓝棉袄，脚上穿着沾满泥巴的黑胶鞋，拎着一袋红薯来看我。

＂哥，最近忙啥呢？一个多月没见，你又瘦了。＂弟弟站在门口，不好意思地用脚蹭了蹭地面上的泥土，露出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

＂忙着上班呗，厂里活儿多。＂我接过他手中的编织袋，沉甸甸的，散发着泥土的气息。

＂今年红薯丰收，这是咱家地里最好的。＂弟弟笑得憨厚，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特意挑的，个头大，皮薄肉厚，蒸着吃最甜。＂

厨房里传来水龙头哗啦啦的流水声，巧云正在洗菜。她探出头来，见到弟弟沾满泥巴的鞋子在刚拖过的地板上印出几个脏脚印，眉头皱了一下，嘴巴抿成一条直线，但没说什么。

巧云是县城粮站干部的女儿，从小没下过地，对土地没有感情，也不明白这红薯在农村人眼中的分量。在她眼里，红薯不过是粗粮，是没文化的农村人才吃的东西。

＂放门外吧，招虫子。＂她低声对我说，转身回了厨房，故意发出刷锅的声响掩饰自己的不满。

弟弟在我家小客厅的硬板凳上坐了一会儿，喝了碗白开水就起身要走。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要赶下午四点的长途车回去，明天还要下地。

＂哥，你和嫂子慢慢吃，别舍不得，地里多着呢。＂临走时，他拍了拍那袋红薯，说：＂记得尝尝，保准比城里卖的甜。＂

我把弟弟送到楼下，看着他瘦削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弟弟的衣服我认得，是四年前我送他的那件，如今已经褪色发白，领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边。

那天我加班到晚上九点才回家，单位老主任又开了一个冗长的学习会议。推开家门，屋里静悄悄的，只开着一盏昏黄的台灯。巧云已经睡了，桌上放着一碗冷掉的稀饭和几片咸菜。

我没看到那袋红薯，以为巧云拿到厨房去了，也没多想。洗完澡，正要上床睡觉，巧云才迷迷糊糊地说：＂对了，你弟弟送的红薯我给了对门的王大娘。＂

＂为啥给她？＂我有些不解地问。

＂那老太太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她翻了个身，理直气壮地解释道，＂再说咱们又不怎么吃这个，浪费了多可惜。＂

我没说什么，虽然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但也理解妻子。城里人嘛，看不上这些土里刨出来的东西。记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婆婆从农村带来的腌菜和杂粮，她都是悄悄倒掉的，嫌弃那股子土气。

第二天一大早，对门的王大娘却把那袋红薯送了回来。她是个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平日里最爱拉家常，可这次却一反常态，神色慌张地敲开我家的门，递给我那个熟悉的编织袋。

＂老赵啊，这东西可不能给我，你自己看看吧。＂王大娘说完就匆匆回了自己家，还带上了门，好像生怕卷入什么麻烦事。

我一头雾水，打开编织袋，拨开上面的红薯。忽然，我的手碰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

掏出来一看，我愣住了——那是三本存折，一本是农村信用社的，两本是县农业银行的。翻开一看，总共有三千元。那年月，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我两年多的工资，足够我家还一大半房贷了。

我的手微微发抖，站在原地好久说不出话来。这钱，是弟弟的！一定是他悄悄放在红薯下面的！

正在这时，单位的老郑骑着自行车来叫我。厂里紧急开会，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在那个闷热的会议室里，厂长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如坠冰窟的消息——由于经营不善，厂里要精简人员，第一批下岗名单已经确定，而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回家的路上，秋风卷着落叶呜呜作响，我的心比落叶还要飘零。房贷、生活费、医药费，一系列数字在我脑海中打转，我仿佛听到了房贷的绳索在脖子上越勒越紧。

推开家门，巧云正坐在桌前算账，看到我脸色不对，连忙问怎么了。我把下岗的事和存折的事一股脑儿全告诉了她。

＂你是说小海给了咱们三千块钱？＂巧云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他一个农村人，能有这么多钱？肯定是借的！＂

＂不管是借的还是自己的，这么多钱我们不能要。＂我攥着那三本存折，语气坚决。

＂你傻啊？＂巧云突然提高了嗓门，＂你都下岗了，咱们拿什么还房贷？拿什么生活？这钱不正是雪中送炭吗？＂

＂他是我弟弟，不是我的摇钱树！＂我也急了，声音不由自主地大了起来。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他帮你一次，难道要帮你一辈子？＂巧云的眼圈红了，她从小在城市长大，从没挨过饿，可如今丈夫下岗，前途未卜，她害怕了。

我俩越吵越凶。邻居家的孩子放学回来，在楼道里好奇地张望，被他妈妈一把拉走了。

＂我看你就是重弟轻妻！自从结婚以来，我就没看到你对我家人那么好过！＂巧云最后扔下这句话，气冲冲地摔门而去，说要回娘家住几天。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剩下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我坐在桌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动不动。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没开灯，就那样坐在黑暗中，手里攥着三本存折，想起弟弟那双粗糙的手。

那是地里刨食的手，是四季不停劳作的手，指甲缝里常年嵌着泥土。这钱，一定是他一分一厘攒下来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邮局查询了存折上的存款记录。第一笔是四年前的五百元，那时他刚结婚；第二笔是两年前的八百元，那是他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最近一笔是一千七百元，是半个月前存的。

看着那一行行工整的数字，我的眼眶湿润了。弟弟的存款记录，简直就像是他生活的年轮，记录着他这些年的艰辛与努力。

我心里忽然一震，想起半个月前，村里的张大叔来县城赶集，见到我时提起弟弟卖了家里唯一一辆自行车。那是他结婚时买的＂凤凰＂牌二八自行车，平时用来驮媳妇去集市，那可是他们家的＂大件＂啊。

＂你弟弟那自行车卖了六百多块呢，我说留着用吧，他非说家里不用了。＂张大叔的话在我耳边回响。

现在我明白了，弟弟卖自行车的钱一定是存进了这一千七百里面。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弟弟这次来，衣服还是四年前我送他的那件，为什么他把钱藏在红薯下面，为什么他总说他们日子过得好，却从来不让我去家里看看。

他是怕我担心，怕我知道他过得不好会心疼。而现在，他却把全部积蓄都给了我！

我一夜没睡，天刚亮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巧云娘家。路上，秋风把路边的梧桐叶子吹得沙沙作响，落叶铺满了小路，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弟弟一起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的日子。

那时候，爹娘干活去了，我负责照顾弟弟。他总是跟在我后面，喊着＂哥，等等我＂，小小的身影在田埂上摇摇晃晃。每次分红薯吃，我总是挑最大的给他，他却偷偷把自己那份又塞回给我。

巧云娘家住在粮站的家属院，一个安静整洁的小区。她妈妈一见我来，脸色就不太好看，但还是让我进了屋。巧云坐在沙发上，眼睛红肿，显然是哭过。

＂我不是来吵架的。＂我轻声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三本存折，递给巧云。

当她翻开存折，看完最后一页存款记录和日期，再联想到弟弟来看我们时穿的那件旧衣服，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怎么...怎么能这样...＂她哽咽着，声音里满是自责，＂他自己日子都过成那样了，还...＂

＂他是我弟弟，我唯一的亲人。＂我轻声说，感到眼角湿润，＂他把什么都给了我，却从不让我知道他有多苦...＂

巧云扑到我怀里，眼泪湿透了我的衣襟。她抽泣着说：＂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你弟弟...我不知道...＂

回家路上，我们决定周末去看弟弟。巧云主动提出要买些礼物带去，还要把钱还给弟弟。

＂可你下岗了，我们怎么办？＂路过一家小吃店时，她忽然停下脚步，忧心忡忡地问。

＂总有办法的。＂我拍拍她的肩膀，＂我已经和老郑商量好了，他姐夫在县建材市场有家建材店，说是缺个管账的，让我去试试。＂

那个周末，我和巧云借了厂里的拖拉机，装满了城里买的生活用品，有一袋白面、两瓶食用油、几斤猪肉，还有一台十四寸的二手彩色电视机，驶向二十里外的老家。

一路上尘土飞扬，我的心情却格外明朗。巧云坐在我旁边，头上包着花头巾，紧紧抓着车门，生怕被颠下去。看她那紧张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

＂笑啥？＂她白了我一眼，但嘴角也挂着笑意。自从知道弟弟的事后，她整个人都变了，不再对农村的一切嗤之以鼻了。

弟弟家的院子很小，土坯房屋顶上的茅草已经泛黄。他的媳妇郑小芳抱着一岁多的孩子站在门口，见到我们开着拖拉机来，吓了一跳，赶紧喊弟弟。

＂哥，嫂子，你们怎么来了？＂弟弟从地里回来，看到院子里的东西和我们，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情。他抹了把脸上的汗珠，那双手上的老茧更加明显了。

＂我们来看看你们啊，这么久没来，怪想你们的。＂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拖拉机上的东西一件件往下搬。

弟媳妇连忙上前帮忙，看到那台电视机时，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黯淡下来，低声说：＂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们不能要...＂

巧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小芳，别见外，我们是一家人。＂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纸包，塞到她手里：＂这是给孩子的压岁钱，提前给了。＂

红纸包里装着两千元钱。弟媳妇打开一看，惊得说不出话来。

我拉着弟弟到院子外面的大槐树下，掏出剩下的一千元和三本存折，塞到他手里：＂小海，哥已经找到新工作了，这钱你留着给孩子交学费吧。＂

弟弟愣住了，然后摇摇头：＂不，那是给哥的。我知道哥在厂里不容易，又要还房贷...＂

＂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比原来厂里工资还高。＂我打断他，又一次撒了个善意的谎，＂你的钱，应该留给你自己的家。再说，你卖了自行车，媳妇出门多不方便？＂

弟弟的眼圈红了，我知道他猜到我已经知道了一切。他低下头，眼泪滴在那双粗糙的手上。

＂哥，我只是想帮你。我没文化，帮不了你什么，就只有这点钱...＂

＂傻弟弟，＂我揽住他的肩膀，感觉他比我记忆中瘦了许多，＂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

那天中午，我们在弟弟家吃了顿丰盛的午饭。弟媳妇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又蒸了一锅香喷喷的红薯。那红薯烤得外焦里嫩，掰开时有蜜汁流出来，甜得让人心醉。

巧云吃得满嘴流油，连声称赞：＂这红薯真甜啊，比城里卖的好吃多了！＂弟媳妇听了，憨厚地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下午，我帮弟弟修补了漏雨的屋顶，巧云则和弟媳一起洗衣服，两个女人在水井边说说笑笑，亲如姐妹。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电视机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弟弟家的院子里第一次亮起了彩色的光芒，照在每个人的脸上。

孩子们围坐在火盆旁烤红薯，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香气。巧云和弟媳妇在一旁说着悄悄话，时不时发出笑声。

弟弟递给我一个烤好的红薯，热气腾腾，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我咬了一口，出奇的甜，甜到心里去了。

＂赵大哥，明年你和嫂子一定要来看春插啊。＂弟媳妇忽然说，眼睛亮晶晶的。

＂那当然要来。＂巧云抢着答道，＂到时候我也下地试试，看看种红薯是啥滋味。＂

弟弟和弟媳惊讶地对视一眼，然后都笑了。

第二天一早，临走时，我偷偷把钱和存折放在了弟弟家的米缸下面。我知道，等他们发现时，我们已经回城了，他们也不好再追过来退还了。

回城的路上，巧云靠在我肩膀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若有所思地说：＂赵志明，你说咱们以后是不是该多回农村看看？我还想学种红薯呢。＂

我笑着点点头，感到一股暖流在心底流淌。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建材市场老板的电话，说是让我去上班。工资虽然比原来厂里低一些，但胜在稳定，足够我们还房贷和维持基本生活。

巧云也没闲着，她跟着街道妇女主任学做手工艺品，每个月也能贴补些家用。虽然生活拮据了些，但我们反而比以前更珍惜彼此，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第二年春天，我们又去了弟弟家。这一次，我们带去了一辆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是给弟弟的生日礼物。看到那辆崭新的自行车，弟弟眼眶湿润，转身就进了屋，好一会儿才出来。

那天，巧云主动下地帮忙种红薯。她和弟媳一起在田垄间忙碌，泥土染黑了她的手指，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可她笑得比任何时候都开心。

＂老赵，快来教教我怎么种！＂她向我招手，脸上沾着一点泥巴，却显得格外可爱。

我跳下田埂，站在她身后，握着她的手，教她怎样把红薯苗插入湿润的泥土中。春风拂过秧苗，带来泥土的芬芳，也带来丰收的希望。

弟媳妇在一旁看着我们，忽然红了眼眶，悄悄抹了把眼泪。我知道，她是为弟弟高兴，也为我们一家人重新走到一起而高兴。

那天傍晚，夕阳把整个村庄染成金色，我们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剥红薯，准备来年的种子。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笑声在空气中回荡。

＂土地和亲情一样，＂弟弟突然说道，目光柔和地看着远处的田野，＂都需要用心去耕耘。＂

我看着巧云和弟媳相互依偎的背影，点了点头。有些感情，就像那红薯一样，外表朴实无华，埋藏在泥土之下，需要人用双手去挖掘，用心去体会，才能品尝到那甜到心坎里的滋味。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每个人的脸上，给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我们没有大富大贵，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有的只是这份朴实的亲情和劳动带来的满足感。

也许，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也是最珍贵的财富。

当我们再次启程回城时，弟弟站在村口久久不愿离去。我回头望去，看到他高高举起的手臂，在夕阳下留下一个坚定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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