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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援引的一份航运时间表披露，两艘货轮已于11月24日驶往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附近的粮食港口码头，将装载自5月以来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首批大豆。

自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开展关税战以来，我国全面停止采购美国大豆。为了应对进口缺口，我国进口一直转战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其他大豆产区。

看似中美之间的大豆之战结束了，但事实是这只是中美大豆之争中的一次交锋，大豆之争还远没有结束。截至今天，中美已经围绕大豆进行了4次惨烈的大范围厮杀！

大豆被倾倒进料斗

第一次中美大豆之争：价格操控与大豆压榨企业的外资化

2003-2004年是中美大豆之争的 “奠基性冲突”，美国通过 “信息误导 + 期货炒作 + 产业链收割” 的组合策略，几乎摧毁我国本土大豆产业，是我国粮食金融保卫战中最惨痛的一役。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是大豆净出口国，需要靠大豆出口赚取外汇。但加入WTO之后，为了融入国际贸易大局，大豆成为我国首批向国际社会开放的产品，3%的低关税根本无法抵挡进口大豆的冲击，自2002年之后，我国大豆进口量呈螺旋式上升。

我国本土大豆

国产大豆在与进口大豆的竞争中毫无优势。进口大豆的低成本，得益于美国对农民的补贴、农业现代化投入以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孟山都 1994 年推出的转基因大豆实现了耐除草剂、抗虫、高油酸、抗旱四大特性的集合，商业化种植后迅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巴西、阿根廷三大主产国的大豆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品种，形成了现代化的大豆产业体系，这让中国大豆在商业价值上被彻底碾压。长期以来，美国大豆单价低于中国大豆，2003 年美国大豆价格不足中国大豆的一半；在出油率方面，进口大豆普遍在 18% 以上，高于中国大豆的16.5%。进口大豆质优价廉的优势，使得国内豆农纷纷放弃种植，国产大豆产能持续萎缩，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大豆产量自 2003 年起暴跌，此后一蹶不振。

海运大豆

2003 年底，我国为缓和中美经贸关系，组建贸易团前往美国采购大豆。而在此前的第三季度，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调低大豆库存和产量数据，引发市场对大豆稀缺的担忧，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价格从 8 月的 509 美分 / 蒲式耳一路涨到 12 月的 800 美分 / 蒲式耳。由于国内大豆库存紧张，下一轮收获遥遥无期，市场恐慌情绪蔓延，中国企业不得不大量采购。

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的消息进一步推高了大豆价格，价格从 800 美分 / 蒲式耳飙升至 1000 美分 / 蒲式耳，创下近十六年新高。然而，2004 年 5 月起，大豆价格突然暴跌，至 11 月跌至 505 美分 / 蒲式耳，价格近乎腰斩。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中国企业陷入绝境：需按高位价格支付货款，却要按暴跌后的价格出售豆油和豆粕等产品。我国粮油压榨企业曾表示，每吨大豆亏 1000 元，每船 6 万吨大豆就亏损 6000 万元。巨大的损失使得众多企业选择毁约，美国粮商则联手起诉中国企业，要求天价赔偿并封杀中国企业的进货渠道，甚至威胁全球大豆禁运。

之后，美国粮商通过低价重组、收购亏损企业等方式整合中国压榨业，对拒绝出售的企业实施原材料制裁。经过此次危机，中国大豆企业从1000 多家，到 2006 年，仍在开工的仅有 97 家，超90% 的大豆压榨企业倒闭，97家企业中外商独资或参股的达 64 家，占比2/3，我国本土大豆压榨产业全面溃败，产业链逐渐被外资绑定，原料、种子、企业股权多被海外掌控。

经此一役，我国豆农因价格暴跌放弃种植，国产大豆几乎退出榨油市场；外资掌控 “种子 - 种植 - 加工 - 销售” 全产业链，我国彻底失去大豆定价权，沦为国际价格的 “被动接受者”。

粮油企业

第二次中美大豆之争：国企成为稳定市场的中流砥柱

2007-2008 年，美国再次借 “气候灾害 + 能源政策” 炒作大豆价格，试图进一步巩固产业控制权，而中国已吸取教训，以 “国家储备” 为核心展开反击，首次在中美大豆之争中掌握部分主动权。

2007 年，大豆价格再次迎来剧烈波动。当年美国通过能源法案，大力发展玉米乙醇，加之美国大豆产区干旱，美豆减产1400万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年底再次突破 1000 美分 / 蒲式耳。2008 年，美国特大洪水侵袭大豆主产区，进一步推高价格，大豆创下 1600 美分 / 蒲式耳的历史新高。

干旱的大豆

国际大豆价格的暴涨迅速传导至国内，大豆及豆油、豆粕等制成品价格大幅上涨，豆粕从每吨 2000 元涨到 4000 多元，豆油从每升 7 元多涨到 13 元。同时由于豆粕也是饲料的主要原料，猪肉价格也从每千克 7 元多涨到 22 元，牛羊鸡价格全面上升，食品 CPI 一度飙升，结构性价格上涨有演变为恶性通胀的风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党中央将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列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之一。

2008 年，国家开始限制食用油涨价幅度，启动 “国家储备” 机制。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国企组成的 “国家队” 入市，通过小包装食用油定点低价供应稳定终端物价。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外缓解了大豆价格压力，芝加哥交易所大豆价格暴跌至 700 多，国内豆油价格也随之大幅下跌，食品 CPI 在金融危机后跳水，逐渐稳定。

国家粮食储备

但是，价格暴跌再次威胁到豆农利益，中国政府做出重要决定，拿出专项预算，以高于市场价格、略高于种植成本的价格大量收购大豆。这一举措不仅挽救了豆农和大豆产业，更标志着中国开始布局大豆主权储备：价格低时大量收购，价格上涨时抛售平抑物价，国家亲自下场稳定市场。此后，中国境内大豆价格趋于平稳，同时国家强化了豆油、菜籽油、棉花、白糖等经济作物的储备，提高农产品收购保护价，扶持国企进入终端市场。

此次冲突中，中国成功遏制恶性通胀，食品 CPI 在 2008 年底回落至负值；国企初步建立大豆市场定价影响力，外资难以再通过单一价格炒作操控中国市场；同时中国开始推动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巴西、阿根廷大豆进口占比增加，逐步降低对美国大豆的依赖。

国企的粮食产业链

第三次中美大豆之争：中美经贸摩擦下的中国反制

2018 年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大豆作为中美贸易的 “核心农产品” 被推至风口浪尖，中国以 “关税反制 + 进口替代” 应对，重塑全球大豆贸易格局。

2018 年 3 月，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即宣布对美国大豆加征 25% 关税，将大豆纳入 “反制清单”。此时中国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市场（占美国大豆出口量的 60%），美国大豆产业对中国市场依赖度极高，而中国大豆进口量中美国占比仍达 35%，双方形成 “互有依赖、互相牵制” 的格局。

在此背景下，中国加速推动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巴西大豆对华出口占比从 45% 提升至 60%，阿根廷从 15% 提升至 20%，美国占比降至 15% 以下，形成 “巴西为主、阿根廷为辅、美国补充” 的进口格局；同时与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签订大豆贸易协议。

至此，中国大豆进口多元化格局基本成型，对美国大豆依赖度下降；美国大豆失去中国市场主导地位，全球大豆贸易格局从 “美国单极” 转向 “美巴阿三足鼎立”；中国首次在中美大豆之争中实现 “战略主动”，国企、民企开始重新夺回部分市场份额。

大豆储备

第四次中美大豆之争：隐性博弈与关税之战的复杂局面

2024 年以来，中美大豆之争从 “价格炒作” 转向 “隐性领域”，围绕种子技术、供应链安全、舆论话语权展开博弈，中国以 “技术突破 + 供应链韧性” 为核心构建长期防御体系。

2025年特朗普政府挥舞关税大棒，中国进行大豆进口反制，直到11月份中美大豆的经贸关系才开始走向常态。

食用油溯源：品质守护与信任构建

今天，中美的大豆之争进入短暂的稳定期，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不是中美之间的最后一次争夺，将来必然还会不断围绕大豆展开经济战。但是，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在中美大豆之争重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在处理类似事件的经验越来越多，在国际经贸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最后，对大国而言，粮食安全的核心是 “自主可控”，中美大豆之争的历程证明：只有将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全球化博弈中避免 “被动挨打”，这也是从20多年的中美大豆之争中总结出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