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一路摧枯拉朽。清朝派八旗兵和绿营兵围剿,结果被打的满地找牙,无奈之下,清朝便下令湖南等十个省的大官僚,以督办团练大臣的名义,在各省组建乡勇,以本乡兵守本土,以遏制日益兴盛的太平天国。 曾国藩受命在湖南招募“湘勇”。“湘勇”的编制以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一营辖四个哨,每个哨辖八队。湘军主力是陆军,其编制基本是在清朝绿营兵的基础上,有所增益改进。陆军的总兵力五千人。 陆军之外还有水师,曾国藩从长沙到衡阳大治水师,造炮船,并开始购买外国枪炮,建衡州船厂。水师共十个营,其中衡阳船厂有六营,湘潭船厂有四营,兵力合计五千人。

水陆两军再加上役夫、船工等,共约一万七千人。这个数字是根据《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得来。但后续随着战事的激烈化,湘勇不断扩编,兵力也逐渐增加。 湘军最初兵力虽然不多,组织架构也与绿营兵相差不是特别大,但曾国藩在湘军的建军理念上花了大功夫。 旧式清军绿营兵,都是积年的老兵油子,将官彼此各成体系,互不救援;指挥体制混乱,经常互相借兵;兵员思想不纯,多为挣钱吃饭,故而战斗力极差。 针对这些缺点,曾国藩招募湘勇时,采取逐级招纳的原则进行。也就是说,曾国藩直接负责大将的挑选,保证水陆诸部将领是绝对可靠的人。而后再由各营将官,在宗族、师生、亲友、乡党中挑选营官,营官再去招募所属的百长,由此类推,直到选出全部兵员。这样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长官对部属既有指挥关系,也有个人依附关系,上下关系非常稳固,指挥起来也十分方便,这就一举解决了绿营兵的种种痼疾。

例如,曾国藩直辖的诸部大将,并不是戎马出身的武将,而是“湘中书生”。后来的湘军悍将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曾国荃、左宗棠等人,都是文弱书生出身。他们没有绿营武将那种兵不兵匪不匪的邪气,平日里都是一方乡里讲授程朱理学的先生、夫子,这些人对封建伦理极为看重,十分敌视造反。作战时又讲究杀身成仁,重视气节,故而带兵作战无不是以命相拼,遇上太平军都是血战不退,爆发出的战斗力令太平军望洋兴叹。 为了尽快消灭太平军,清朝政府也尽可能地放权于督办团练大臣,能下放的权力,基本上都下放了。曾国藩组建湘勇、湘军,手中掌握着湖南的军权、政权、财权、人事权等核心权力,生杀予夺、选将用官,操作起来十分方便,故而湘勇在短时间内便凝聚起强大的组织力量。 但是光有人、有气节还不够用,大将有气节有信念,基层的战兵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他们到关键时刻可不一定有视死如归的信念。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得靠钱。 清朝政府在19世纪中叶以后,财政早已是千疮百孔、入不敷出,各省大办团练,中央根本拿不出军饷,所有团练所需经费,都是自负盈亏。为了让地方上办事方便,朝廷也默许了各地破坏制度来自筹经费。

曾国藩筹集军费有两大法宝。一是卖官。二是厘金。卖官有一个体面的名字,叫捐纳,各地的有钱人拿出钱来,捐一个候补官员,绕过科举考试一跃成为体制内人员。这种筹钱方式,其实清朝一直就有,只不过清朝国力尚强时,捐纳控制的很严,不像曾国藩,已经弄的遍地皆是。1855年,曾国藩在江西指挥大军与太平军苦战,从该省支用军饷百余万两,这些银子,几乎全是捐纳来的。 厘金制度更坏。这项制度本是朝廷的创造,即在各通商口岸设卡,对过往商人货物,一律按标准收费,是名副其实的雁过拔毛。曾国藩势力盛时,他的管辖区域涉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长江航运异常繁忙,厘金收税自然非常丰厚。

曾国藩把搜刮来的经费大部分用支付军饷。湘军将卒的饷银很高。一名普通的士兵月银6两,是清朝绿营兵的3倍。营官以上另有公费,其月银高达50两,公费150两,合计收入每月200两。可以说极其丰厚。有了这些强大的刺激,湘军的发展壮大,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作者:票非人 版权声明:本文由「鱼羊秘史」原创制作,并享有版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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