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消息传来，震惊，难过，不舍……“无数次在作文里写过的推动人类发展的巨人离开了。”

“杨振宁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一生都在为科学真理不懈探索，也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1928年，芝加哥大学。

留学生杨武之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一文通过答辩，拿到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数论博士。

此时，离杨武之通过安徽省的公费出国留学考试、告别妻儿只身远渡重洋、赴美学习，已经过去了五个年头。

六年前，他的长子出生。彼时，杨武之在安庆的一所中学教书，他便给长子取名为“振宁”。

“振”是杨家这一代的字辈，“宁”取自安庆的别称，怀宁。

杨振宁的人生，从此拉开了序幕。

杨振宁的启蒙教育，是靠母亲罗孟华完成的，“我认识的头3000个字是母亲教会的，那时候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只有我跟母亲住在一起”。

家族里给孩子们请了教书先生，杨振宁自己回忆说，五岁时就会背《龙文鞭影》。

他的父亲杨武之在回国之后，曾于1928年到1929年，在厦门大学任教，一家人也就迁往厦门，杨振宁开始进入比较现代化的小学学习。

“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1929年秋天，杨武之到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教授，一家人又迁往北平，在清华园里住了八年。

杨振宁那时候算得上调皮，清华园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根据弟弟的回忆， “ 大哥常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他说他们常常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段没有栏杆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

1933年到1937年，杨振宁在北平崇德中学（现在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上了四年中学。

在这里，杨振宁第一次接触到了二十世纪的物理学。

平时在家，杨振宁就喜欢翻看父亲有关数学的英文和德文著作；在学校的小图书馆里，也经常翻看书本和杂志。

某天，他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名为《神秘的宇宙》的科普著作。

书中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20世纪初，物理学观念上的几次重大革命，包括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杨振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杨振宁对母亲和父亲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

那时他还不知道，二十几年之后，他就完成了这个梦想。

1935年，杨武之越发察觉到杨振宁的天赋，在杨振宁的一张照片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振宁似有异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振宁一家先是从北平回了合肥，又因杨武之要到西南联大教书，经过汉口、香港、越南……辗转到了昆明。

杨振宁入学昆华中学，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之后，就以“两万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二”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南联大，被化学系录取，后来转入物理系。

几年大学生活，对杨振宁是至关重要的。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学生们上国文课，老师是闻一多、朱自清、王力；上物理课，老师是赵忠尧、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周培源……

杨振宁回忆说，他从周培源教授、吴大猷教授那里”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比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

其中，正是吴大猷教授，把杨振宁引导到关于对称原理的研究，为他日后拿下诺贝尔奖埋下了伏笔。

战时的西南联大，条件艰苦，“我们的校舍是非常简陋的，宿舍是茅草房子，没有楼房。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下雨时，叮叮当当的声音不停。教室和宿舍的地面是坑坑洼洼的土地，一个宿舍有40个人，就是20张上下铺。饭厅里面，没有椅子，没有板凳。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菜吃，而米饭里面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沙子”。

除此之外，每天还要面对持续不断的日军空袭。空袭警报一响，西南联大的师生就要躲避轰炸，往郊外跑。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汪曾祺后来回忆说：“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协，使人产生恐惧。

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

在一部关于吴健雄、叶企孙、吴大猷等物理学家的话剧里，创作团队在谢幕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宇宙无声，但熠熠繁星有回答。”

或许对于所有叩问神秘宇宙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循此苦旅，直抵繁星。

杨振宁后来回忆说：“我在西南联大前后七年，对我一生的学术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

1941年，大四的杨振宁选择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随后，在西南联大的研究所继续研究生学业。

1943年，杨振宁通过了公费留美的考试。

1944年，杨振宁以88.28的优秀成绩，取得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学位。

1945年8月，杨振宁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

杨振宁赴往美国后，与他父亲杨武之一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

他师从物理学界两位泰斗，费米和爱德华·泰勒：

费米领导制造出了世界首个核子反应堆，是原子弹的设计师和缔造者之一，被誉为“原子能之父”。泰勒后来则被称为“氢弹之父”。

杨振宁在美国前几年，做的是实验物理，从国内的硕士到国外的博士两年，杨振宁主要研究方向也都在此，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当时在芝大，杨振宁经常在做实验时出错，以至于实验室中常有爆炸发生。

“当时实验室里有个笑话，有爆炸就有杨振宁。我知道这个做不下去，就放弃了实验物理。我的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这是实验物理的幸运。”

更糟糕的是，由于费米的工作与原子弹息息相关，杨振宁被美国当局禁止进入实验室，他的博士迟迟无法毕业。

在泰勒的支持下，杨振宁决定转战理论物理领域。

从此，杨振宁的物理天才之光才得以真正彰显。

在1948年拿到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杨振宁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几项成果。

1951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正式奏响了两人合作的序曲。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论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

在此之前的物理学界，“宇称守恒定律”是一项未被证明，但是大家都想当然地把它当做是正确，并加以使用的一条定律，许多物理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但经过严格的思考和推论，杨振宁和李政道都认为，这条定律是错的。

当时他们两人虽然在物理学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但毕竟还是年轻人，对于一个既有定律的推翻，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以说话刻薄著称的著名科学家泡利公开质疑这种不对称：“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无能的左撇子。”

一个理论的提出，在物理学上必须以实验的证明才能让人信服。而如果要验证这个理论，需要非常高超的实验技术和实验器材。

在两人一筹莫展之时，他们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同为华人科学家、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的吴健雄。

吴健雄当时已经是β衰变物理实验中最权威的学者，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是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

吴健雄听了二人的想法后，放弃了假期，在华盛顿国家标准局，完成了实验。

正是这位“物理女王”，将杨振宁和李政道推向了诺贝尔奖的颁奖台。

经过反复、精准的实验，她得出结论：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理论，是正确的。

这个消息仿佛一颗真正的核弹，在物理学的汪洋大海中引爆、掀起滔天巨浪。

原本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许多物理体系即刻坍塌，整个物理学界为此谈论不休，《纽约时报》甚至第二天刊登了头版新闻来报道此事。

1957年秋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杨振宁和李政道。

1956年发表论文，1957年1月证明完毕，1957年10月即得到诺贝尔奖，这样的速度，在诺贝尔物理学奖成立以来，前所未见。

1957年影像资料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听到消息，兴奋极了：

“不要小看中国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深远意义，这件事至少使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打掉了自卑感，从心理上敢同西方人一争长短了。”

1954年，杨振宁还曾与其学生米尔斯一起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奠定了基本粒子理论的基础，成为现代物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不少人看来，这是杨振宁最大的贡献，邓稼先赞誉其可比肩“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甚至超越诺奖。

可在杨振宁看来，“我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杨振宁的初中时代，在崇德中学度过，彼时邓稼先也在一所校读书。

性格迥异，年龄相差两岁的他们，因志趣相投成为好友，结下了五十年的情谊。

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亦曾与邓稼先同窗；后来在美国求学时，也曾同住在一起。

图源：人民政协网

两个曾几乎形影不离的青年，在少年时代便有了远大的理想：学业有成，报效祖国。

1950年秋，26岁的邓稼先在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便乘坐轮船回了国。

这一年，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让他秘密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此与世隔绝，全心投入。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过一段话：

“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杨振宁和邓稼先在当时或许不会意识到，他们终将成为其中一颗。

也不会想到，两人再相见，已经是22年后。

1950年8月31日，邓稼先等128名归国学者回国途中在船尾合影。/图源：环球网

漫长的岁月里，两人都在向同样的目标靠拢。

1957年杨振宁在瑞士拿下诺贝尔，他说：

“我深深察觉到一桩事实：在广义上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在邓稼先等先驱的努力下，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3年后，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

1971年夏天，杨振宁终于如愿以偿，做中美关系破冰和友好发展的助推者。

抵达北京后，他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

稼先留给杨振宁一封信，信中希望他“在国外时能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也希望与老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图源：人民政协网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曾在接受访谈时自喻：

“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

从过去，到未来，当年两位同窗好友的境遇，未尝不可以用这句话概括。

邓稼先与杨振宁合影/图源：新华社

多年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仍在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而杨振宁又几十次回国访问，推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设立多项奖学金和资助计划，支持中国年轻学者在海外的学术研究……

二十一世纪后，杨振宁基本定居清华园，同时还带回了姚期智等计算机顶级学者，组建清华“姚班”。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

在自己的百岁生日庆祝现场，杨振宁回应了当初好友的那封信：

“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以后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倒是想起，杨振宁曾在旅居法国的发小熊秉明的葬礼上，念的那首熊秉明的诗:

在月光里俯仰怅望

于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伴着土地的召唤

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

外婆家的小桥石榴……

织成一支魔笛的小曲。

诗里讲的是“故乡”。

而今，当年远走他乡又归来的游子们，终于落叶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