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有句名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而外交部发表的重磅视频《不跪！》，一下子又把“跪”与“不跪”这个话题扯了出来：“跪”还是“不跪”也是一个问题。
在国人心中，跪与不跪是个天大的事情。君不见，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正义凛然，“人生在世，上跪天地，下跪父母”。佛道中人则一脸静穆，“出家之人不在三界，只拜佛祖道宗不拜人主”。更有仁人志士高呼“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其实，跪与不跪，不仅仅是关乎一个人节操的事，有时候还关乎国运。
1793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进京，名义为乾隆八十寿辰祝寿，实则想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谈关税、设使馆、通商口岸，一场典型的现代国际谈判。
本来设想的很好，但就因为“跪与不跪”的问题，一切全搞砸了。乾隆坚持三跪九叩，马戛尔尼坚持单膝跪地，双方僵持不下。一场事关清王朝能否接纳世界进而走向世界的机遇，就在这场礼仪之争中溜走了。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鸦片战争、国门洞开、圆明园灰飞烟灭，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有人发出这样的追问，如果当初乾隆不坚持三跪九叩，后来会怎样？
历史没有假设。
1858年4月，联军2600人抵达天津大沽口，兵临城下。5月攻占大沽炮台，清王朝不得不又乞和，接下来和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个条约最让清政府难过的不是开放更多的口岸，赔款或者是允许外国人传教，而是“双方互派公使；外使可行西礼，并进驻北京”。
清政府这么多年以来之所以不愿意跟外国人打交道，害怕丧权当然是其一，但最害怕其实是辱国——洋人不行跪拜礼那一套，这见了皇帝不磕头，上邦大国赖以自慰的优越感就彻底崩溃了，让皇帝老儿的脸往哪儿搁？
为什么清王朝会如此看重这个“跪”字？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中原王朝由于地理原因，西至大漠，东至大海，北至长城，南至两广。在这么个半封闭的环境中，在周边蕞尔小国的簇拥之下，产生上邦大国、天下第一的感觉那是很正常的。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定式，就堂而皇之的成为王朝的尊严，丢不得也丢不起。只有万邦来朝，绝无国家平等。这种传统外交叫做朝贡外交，和礼尚往来、平起平坐的现代外交是两回事。说白了，就是你承认我是老大，换我的保护和真金白银的施舍。而那些周边小国也愿意前来朝贡，说几句好话，磕上几个头，就可以赚回大把真金白银。
满清承接明朝制度，没有所谓的外交部门，涉外事务是由礼部和理藩院两个原来处理朝贡事务的部门完成的。但这洋人不吃你那一套，坚持要满清按照现代外交的规则来——这些规则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简而言之就是大家平起平坐，谁也别装逼。但在满清看来，不行跪拜礼，开领馆，驻使节等于事实上承认天朝梦碎，把泱泱大国和从前看不起的海外蛮夷们同列，万万不可接受。满清把这种愚昧的坚持上升到了国格的高度，大有宁可亡国不可乱了辈分的意思。
二鸦战争战败，清政府把跟英法使节签约的地点，放在了礼部大厅。礼部是管藩属国事务的地方，暗示不管你们怎样厉害，在我们眼里，还是被视为藩属。外国公使进京见皇帝递交国书，皇帝躲着不见。最终挡不住了，就让所有的外国公使，都走旁门和宫里的偏道，在一个破烂的做面酱的偏殿等候，那味道比茅坑还臭。虽然我们打不过你，但可以薰你一把。不管我们在正式的交涉中吃了多少亏，赔了多少钱，但你们在礼仪上中了招，用小动作偷偷羞你们一下，我们的心理就满足了，面子上好看，就是胜利，哪怕仅仅是精神的胜利。
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后，1861年迫于形势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外交部，但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机构根本没有正式的官品和编制！它只是军机处的下属机构，而且定位是临时性的机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连事业编都不算，大清帝国的外交部整个都是临时工。由此可见满清对于和洋人打交道的态度，那真是厕所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
《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规定西方使节就要进驻北京了，少不了要面见皇帝，交换新约。咸丰皇帝一听说洋人使节要进京面圣，愁肠百结，他甚至想以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后来又想在海上换约……总之，就是不想和洋人平等的打交道，免得老脸挂不住。鸦片战争中，道光帝对主权丧失并不在意，而特别在意英国文书是否情词恭顺。为了让皇帝满意，翻译把“改正”译为“伸冤”，“抗议”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中文翻译下，英国义正词严的交涉变成了一个怨妇恳求大皇帝为奴婢做主。卑下的文句合了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主权就可以拱手相送。
郭嵩焘是晚清著名洋务派领袖，曾出使过欧洲，他在日记中写道：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也曾总结道：“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并且反复如此，还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前辈的郭嵩焘与后辈的顾维钧观点其实基本一致，就是国人与洋人打交道时，用的还是国内的套路，漫天要价，玩弄诈术，人家洋人思维严谨理性，“断不可欺”，很容易就看出你的实力、底牌，识破你的伎俩，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
聊聊郭嵩焘。1876年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即驻英公使，有人作对联讽刺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因穿英国人大衣、见巴西国王时起立致意、参加音乐会“屡阅音乐单”、让自己如夫人按照西方习俗应酬等小事被副使刘锡鸿弹劾为“穷极天下之阴毒险贼”，他也很快被朝廷撤职再不起用。
郭嵩焘死后第九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时，还有官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尸体以谢天下。
大卖国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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