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说自己“不想进厂”？可现实是，进厂的队伍里，仍然有源源不断的新面孔，特别是一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和返乡人员。

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又为什么说“如果五天八小时真的全面推行，反而没人愿意干”？

现实选择下的“愿意”：多干才多拿，换得温饱

刘哥今年35岁，来自河南周口，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厂。现在在江苏昆山的一家电子厂做组装工。每天上12个小时，一周最多休息一天。

他说：“我们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老婆不工作，我一个人扛全家开销，一个月不到6000不敢想。”

那家厂的排班是典型的“白夜班轮换制”，加班工资算得比较规矩。但刘哥也很明白，如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意味着原来一月能拿8000的，现在顶多4000出头。

“那我不干了，换个更累的厂还能补回来。”

其实刘哥的想法很普遍。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版的数据，目前在中西部省份打工的蓝领工人中，超过72%的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加班来换取更高收入。其中多数是因为家庭负担重、欠债压力大。

而《2024年蓝领就业市场调研报告》也提到，“打工群体更看重总收入水平，而非工作时长本身。” 这与一些专家和媒体所呼吁的“劳动者权益优先”似乎有点矛盾，但却是现实。

“五天八小时”？生产线真顶不住

中国制造业历来依赖“高效+高强度”的生产逻辑。特别是在一些外贸导向型企业，比如服装、电子、塑料模具等领域，订单节奏快，交货期要求严格。

浙江台州的一家玩具工厂厂长赵先生说：“你五天八小时？除非机器自动化率能达到70%以上，否则没人来干。你多请几拨人？企业根本负担不起。”

确实，按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制造业中有约65%的企业为中小型企业（据工信部2024年初报告），其中多数利润率不足5%。 如果每天只开8小时、每周只干五天，就等于单位产出效率降低30%以上。

怎么办？加人。可问题是，招工早就是个大难题了。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全国制造业用工缺口达到1200万（人社部数据），其中沿海地区尤为严重。

所以，企业为了维持订单，不得不靠现有工人延长工时。

赵厂长直言：“我们曾经尝试执行八小时制度，结果三个月不到就亏了两百多万，实在撑不下去了。”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趋势很值得注意。

你会发现，现在厂里越来越多的女工退出了“夜班战线”，反而是男性工人更受欢迎了。

为什么？不是性别歧视，而是现实。

在不少流水线密集型岗位，男工相对来说体力好、能熬夜、不容易请假，而且更愿意接受高强度换高薪的“苦力模式”。

而对女性来说，身体、家庭、育儿等压力本身就大，夜班和超时工作自然劝退。

比如在广东东莞的某电子厂，2024年初开始调整用工策略，将女工比例从原来的45%调至30%，优先录用25—40岁的男性工人。

厂方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女性流动率高、培训周期长、加班不稳定。”

这种趋势其实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当工厂不能提供稳定的高薪和人性化管理时，只有“能熬”的工人还会留下来。

从历史角度看，其实五天八小时制在中国的推广始终很缓慢。

早在1995年，《劳动法》就明确规定了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周不超过44小时。后来国务院在1995年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正式提出五天工作制。

但你仔细看这些法律的适用对象，几乎全部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城市白领，工厂工人并不完全覆盖。

而在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时期（2001—2015年），工时制度甚至一度出现倒退现象。企业加班风气盛行，地方监管不力，工人维权难度高。

到现在，虽然政策层面仍在强调工人权益，但现实层面，“超时但高薪”仍是工人接受的妥协方式。

自动化真能解决问题？没那么快

有人会说，那咱们大力发展自动化、智能制造不就行了？

理论上对，但现实很复杂。

目前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普及率不足30%，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型龙头企业，比如华为、比亚迪、美的等。

而大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设备更新速度慢、投资意愿低、资金链紧张。

比如一家山东的缝纫设备厂就坦言：“一条智能流水线至少投入三百万，回报周期五年以上，我们连员工社保都时常拖欠，哪敢投。”

这说明，“智能制造”并不是低成本立刻可行的替代品。

在这个过渡期，靠人扛活还是最现实的选择。推行五天八小时，要么得企业出更多钱，要么工人收入打折。

结果往往是，没人愿意真去干“八小时、低工资”的活。

总的来看，“五天八小时”不是不能做，而是不能一刀切。

对企业，要给予税收优惠、转型补贴、人才扶持；对工人，则需要保证基本收入不降低，否则不如维持原状。

比如，深圳最近就试点了“灵活用工工时制”，在不突破总工时上限的前提下，允许工人和企业协商制定加班时间，保障基本工资不变。

这种改革思路值得更多城市参考。

工作是为了生活，不是活着为了工作

说到底，超时工作制不是问题的全部，收入差距和产业结构才是根源。

如果一个人能在八小时内赚到养家的钱，谁还愿意多干四小时、少陪孩子？

但当现实是“多干才能多活下去”，那长工时就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我们不能光从法条和舆论出发去批判“超时加班”，更要看清为什么加班成为唯一出路。

未来的希望在于产业升级、收入保障、劳动权益同步推进，而不是强推工时制度改革。

毕竟，人的尊严，不能只靠熬夜和加班去支撑。

参考资料：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

《2024年蓝领就业市场调研报告》，智联招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