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长征路上看到红军步步受困，深陷巨大危机以后，便倡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取得了绝大多数参会人员的认可，便逐步把红军带出了蒋介石精心构筑的包围圈，一直把疲惫之师带到陕北。

到陕北以后，除了东征山西，在陕北这块贫瘠之地一直呆了十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又应蒋介石之邀于1945年8月28日到了重庆，为了国内和平和人民能够休养生息，和国民党开始了艰难的谈判。

这次深入虎穴，毛主席做了最坏的准备。尽管党内高层和延安各界纷纷力劝毛主席拒绝亲身犯险，但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阴谋，争取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站到人民的阵营，毅然决定亲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

当时毛主席决定亲赴重庆，属于绝密。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领导知道内情。前两封电报，我党的回复是让周恩来代表毛主席和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所以尽管中统与军统号称情报人员无孔不入，蒋介石得到的情报都是毛主席不会亲赴重庆。毛主席的这个决定，直到临上飞机，国民党才确定和国民党谈判中共的领军人物是毛泽东本人。

这给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也给了重庆各界人士一个巨大的惊喜，他们好像看到了和平的曙光，看到了国家光明的未来。

可蒋介石真能信守诺言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么？共产党人不知道，民主人士不知道，就连蒋介石自己，自己也在两手准备之间做着艰苦的抉择。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配都，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多如牛毛，可谓密不透风，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严密的监视之下。一个小小的特务一时冲动也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弥天大祸。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克农与周恩来可谓绞尽了脑汁，生怕出一点纰漏。他们知道，一时的疏忽都可能给毛主席和人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偏偏毛主席自己，按照自己的思路利用谈判空闲时机遍访重庆各界人士，出席各种聚会和集会，真的好像到了亲戚家里。

1945年9月11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的护送下乘专机回到延安简易机场，受到延安人民和党中央的热烈欢迎。

此次单刀赴会，使蒋介石真正认识了毛泽东，他明白，自己小看了这个难缠的对手。

不知道败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在反思的日记有没有为此次“放虎归山”而捶胸顿足？

谁也没有料到，毛主席的第二次巨大危机，竟然来的这么迅速，而且这么真实这么惊险。

1946年6月，中原军区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围困，处境日益艰难。在得到我方情报人员传来国民党准备动手的确切时间以后，毛主席给中原军区发出了“立即突围，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以后，全面内战的硝烟在中原升起，迅速弥漫了全国的天空，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拉开了帷幕。

经过九个月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虽然攻城掠地，却发现自己似乎到了强弩之末，九个月损失部队达70余万人，能够使用的机动兵力急剧减少。于是蒋介石在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的建议下，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决定以“重点进攻”代替“全面进攻”。具体的部署是首先集结重兵解决西北和山东解放区，然后合兵从南向北压缩，最少也要把人民军队赶到黄河以北。当然，能赶到蒙古戈壁滩和大沙漠为最理想状态。

1945年三月，由天子门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率军十四万中央军主力担任主力，由宜川、宜君、洛川向延安进攻，北边榆林由邓宝珊部一万余人向延安进逼，西边以青马、宁马出动步、骑兵精锐主力5万余人担任助攻，延安一时风雨欲来山满楼！

共产党首脑机关直接处于胡宗南陆空军的炮火之下，坦克和汽车溅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大地也在坦克和大炮的轰鸣中颤抖。

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毛主席临危不惧，泰然处之。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向来是毛主席对付反动的一贯风格。毛主席及时收缩兵力，决定以原陕北根据地留守兵团和延安地方保卫部队组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临危请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西北野战仅有野战部队2万余人，既要和敌人作战，还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政治局临时会议，除毛主席外，其余四大书记一致建议党中央东渡黄河，背靠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和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陈赓领导的太岳军区，形势再危急，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毛主席掷地有声：“不打败胡宗南，我绝不过黄河！”

彭德怀的心情遽然收紧，你老毛不过黄河，我这点兵力如何打仗？

毛主席决定了的事，谁也无法更改。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几乎能用肉眼看见宝塔山，毛主席和其他四位书记才收拾干净自己工作了十年的窑洞，依依不舍的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十年了，谁也不知道危险和明天哪个先来。

毛主席再次向延安人民和党中央做出宣告：“我们一定要用延安，换取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在自己的窑洞里，给国民党留下一张纸条，龙飞凤舞的写道“胡宗南进延安，进退两难！”

党中央在800余人警卫团的保卫下，走进了陕北的沟壑大川。毛主席给这支部队起了很有气派的名字：“昆仑纵队！”昆仑纵队以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为司令员。

昆仑纵队所过之处，陕北的老乡们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这支部队上了年纪的多；所带的行李多；电线线多。

昆仑纵队的身后，是胡宗南的十万追兵。毛主席戏称胡宗南是在胡折腾，让部队顶烈日搞武装游行。毛主席全然不顾大家的担心，一路上有说有笑好不惬意。每到一处，及时让随从架起电台。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野战军发来的电波在陕北的沟壑穿梭。

胡宗南占领了共产党的指挥中心延安，蒋介石为激励士气，授予胡宗南“河图勋章”，并晋升其为“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不满意的是，胡宗南占领是是一座空城，没有生擒共产党首脑机关，尤其是没有生擒毛泽东。蒋介石面授胡宗南机宜，一定要生擒毛泽东，给全党和自己竞选总统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胡宗南的要求下，蒋介石派飞机给胡宗南送来了美国最新研发的电波测向仪。这个测向仪果然厉害，几乎可以准确到百米甚至十米的距离。

要命的是，昆仑纵队对此一无所知。危险接踵而来，每次昆仑纵队刚到一个地方，毛主席刚刚架起电台开始工作，远方的警戒战士就报告追兵到了。于是又赶紧收拾赶路，那是毛主席最窝火的一段时间。

接连几天都是如此，周恩来察觉了问题所在。陕北的老乡和我们鱼水之情，不可能给敌人提供那怕一点线索！敌人的嗅觉如此灵敏，只能是有了电台测向仪。周恩来的推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毛主席察觉了昆仑纵队面临灭顶之灾的可能危险，提议党中央一分为二，避免中央领导层全军覆没，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太危险了。

1947年3月31日，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由朱德、刘少奇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代表中央协调各个野战军的行动。会后，刘少奇、朱德与留苏陕北坚持转战的任弼时、周恩来、毛主席依依惜别，东渡黄河。

毛主席在分兵后心情豁然开朗，压力顿时轻了很多。在周恩来建议下，三人都取了化名。行军和电报在此后的转战中皆用化名。毛主席自己取名李德胜，寓意革命占了正义，一定成功之意；周恩来则自己取名胡必成，寓意革命必定成功；司令员任弼时取名史林，寓意历史告诉我们，胜利马上来临。

此后，敌人依然在身后紧追不舍，有时候甚至大家刚刚转移，敌人的追兵就到了，敌人的追击部队甚至闻到了昆仑纵队的气息！最紧张的时候距离敌人仅有半壑之隔，敌人的吵闹声和马嘶声清晰可闻，大家屏住呼吸，静静的听着敌人表演呐喊。

敌人追击最危险的时刻，毛主席再一次发了雷霆之怒，故意“仙人指路”，让部队立起“毛泽东由此上山”的路牌，才满意的随着路牌指示的方向大踏步而去。不过设想，如果敌人真的相信了虚虚实实，或者分兵追击，历史应该怎样书写，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冲天气概！

毛主席转战陕北，把危险留给自己，拖住了胡宗南精锐的十万部队，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在转战陕北途中，毛主席发出指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给敌人的心脏插上了一把要命的尖刀。陈赓也南渡黄河，与在中原坚持的华东部队一起，三路大家经略中原。彭德怀也不负众望，接连取得了清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一举扭转了陕北的形势。

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已经翻过了一个大坎，陕北的形势自此由不得他胡宗南了。

1948年3月23日，经过一年转战的毛主席和众人一起，在陕北人民依依惜别的挥手中，再次东渡黄河，赶往西柏坡和中央汇合，指挥伟大的三大战役 。

蒋介石的灭亡进入倒计时。

1949年3月，三大战役顺利结束，蒋介石的精锐丧失殆尽。

1949年4月20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2月20日，蒋介石乘专机飞离大陆，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他眷恋的这方热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原动力。

转战陕北途中

准备赴重庆谈判前的毛主席

毛主席转战陕北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