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之际，经中央批准，瞿秋白的遗骨被移葬至八宝山公墓。然而在11年后，瞿秋白却被定为叛徒，不但墓葬遭到破坏，就连负责保管瞿秋白烈士文物的同志，都受到了株连。

作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位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为何会在建国后被定为叛徒？

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因瞿秋白身患重病，被要求留在苏区。瞿秋白曾请求随中央一起走，结果遭到拒绝，心情郁闷的瞿秋白只好借酒排解忧愁。

“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瞿秋白喝光杯中酒，接着说道：“但我可以向战友们保证，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后，苏区成立中央分局，瞿秋白任宣传部长。当时蒋介石派出十几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全面清剿”，三万多留守人员生活十分艰难，更别说和敌人作斗争。

极端艰苦的环境，让瞿秋白的病情更加严重。遵义会议之后，中央要求留守机关改变斗争方式，并安排瞿秋白等人转移到上海治病。

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下，瞿秋白一行踏上了南下的道路，沿着当年瞿秋白进苏区的交通线，先到汕头，然后进广东到香港，最后抵达上海。原本这条交通线非常安全，但由于没有早做打算，这条交通线如今变得危机重重。

瞿秋白一行历经艰险，终于抵达汀江边，由于码头有敌兵把守，瞿秋白一行只好趁着夜色踏水渡江。到了江对岸之后，瞿秋白一行来到一个小山村，大家疲惫不堪决定停下来休息吃饭，顺便烤干湿漉漉的衣服。

其实瞿秋白一行刚刚过江，当地的反动民团就已经收到消息，立刻派出几百人前去围攻。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瞿秋白等人蜷缩着身躯滚行下山，邓子恢催促着瞿秋白赶快突围，但此时的瞿秋白已经精疲力尽，坐在地上难以动弹。

眼看着敌人枪声越来越近，邓子恢急着就要伸手去拉瞿秋白，瞿秋白一把推开邓子恢的手，让他赶快走，自己要躲进路边的树丛之中。邓子恢再三劝说瞿秋白不动，只好留下他先行突围。

就在瞿秋白躲在树丛的时候，周月林也从山上滚了下来，两人相互搀扶慢慢走，路上又遇到了张亮。三个人在灌木丛里隐藏时，不幸被敌人发现。

瞿秋白等三人被捕之后，受尽了折磨，但三个人坚持不吐露实情，用早已编好的身份搪塞敌人，甚至还写信给鲁迅作保，以证明他们和共产党没有关系。就在这个时候，福建省委书记的妻子被俘，指认出瞿秋白的真实身份。

身份暴露之后，瞿秋白坦然承认，并且在狱中写下长篇“供词”，宣扬中共在革命根据地取得的成就，驳斥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污蔑。时任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曾去劝降瞿秋白，瞿秋白当着他的面厉声谴责蒋介石，弄得宋希濂只得将话题引向别处。

宋希濂早在读中学的时候，就拜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对于瞿秋白十分仰慕。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在狱中生活优裕，有书桌纸笔可以用来写东西，伙食按照师部官长标准，烟酒另备；有专门的副官和军医照料生活，白天不设看守，不对瞿秋白使用镣铐，一律称呼瞿秋白为先生。

当然，这些优待措施的背后，除了宋希濂对瞿秋白的仰慕，更多的还是希望瞿秋白能够投靠国民党，这样宋希濂在蒋介石面前也是大功一件。

从5月17日开始，瞿秋白开始撰写长文《多余的话》，5天之后完稿，全文约两万字。不同于方志敏的《狱中纪实》，瞿秋白的这篇文章，更多的是他挖掘自己的内心深处，说说“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了瞿秋白这么一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成了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承认，在担任领导工作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之后对于政治的兴趣便逐渐减少。

当时瞿秋白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在文中交代，千万别将他当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他承认自己不是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对于政治早已经厌倦。

这篇文章是瞿秋白对于自己一生的一次清算，结果在30年后，却成了他被定为“叛徒”最主要的证据。

瞿秋白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令蒋介石极为恼火，密令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宋希濂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为瞿秋白的后事作出一系列的决定。当宋希濂派人通知瞿秋白时，瞿秋白面不改色地说道：“我早就准备这一天了！”

行刑当天，瞿秋白在国民党士兵的押解下，走到了中山公园。面对照相机，瞿秋白背负双手，昂首直立，留下了自己在世间最后一张影像。随后瞿秋白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淡然走向罗汉岭，一路上都在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

随着一声枪响，瞿秋白英勇就义，遗骸被安葬在罗汉岭盘龙岗。新中国成立后，瞿秋白的遗骸被移葬至八宝山公墓。

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有人指名道姓说“八宝山不都是烈士，里面还有瞿秋白”。就这样，瞿秋白的墓葬遭到严重破坏，遗孀也受牵连遭受无端磨难。

1978年，在瞿秋白女儿的四处奔走下，中央终于对瞿秋白作出正确结论。在瞿秋白就义50周年当天，福建长汀举行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陆定一亲笔为纪念碑书写“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