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1月，一直以清廉著称的新加坡，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政府部长被指控贪腐。

原交通部长易华仁，被检方指控受贿。他接受私人包机出行，到英国观看音乐剧和足球比赛。

（2024年1月，易华仁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法院）

另一方面，按照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2023年数据显示，新加坡的清廉指数在国际上依然排名前五。至少从2005年开始，新加坡在该指数上的排名，就一直是第五。

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国际上一直以清正廉洁著称，不过最近几个月执政党内接连出现的贪腐丑闻，正在一点点侵蚀该国多年构筑起来的政府清誉。

那么，新加坡这么多年惩治贪腐如此得力，究竟是做了哪些事情呢？

对受贿金额不做最低限定

2009年，一名新加坡警察在执勤时发现了三辆违停的汽车，随即便贴出了罚单。车主向交警解释，说自己是突然肚子疼才不得已停车的，算是事出有因，希望警察能放自己一马。

就在两个人交谈的时候，另外一名被贴了罚单的司机，往这名警察的摩托车上放了一包五毛钱的咖啡粉。于是这名跟警察交谈的司机，随即心领神会掏出20元钱，让他放过自己。

还没等警察反应过来，这名司机就离开了。事后，警察将此事上报。一年后，这名司机因为行贿被判处监禁21天。据说，就连那名送咖啡粉的司机，也因为受贿被判刑了。

无独有偶，此前一位外国人在从新加坡被遣送回国前，向一位移民部门的官员送了5块钱的红包。区区5块钱，后来也惊动了新加坡的执法部门介入调查。

（新加坡国会）

由于这名外国人没有明显的受贿意图，也没有通过5元红包获得什么利益，最终新加坡检方并没有起诉。不过从新加坡的法律层面看，5块钱已经构成贿赂罪名了。

了解新加坡风俗民情的人都知道，在新加坡最好不要凭空请公职人员吃饭。因为一旦请客，就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行贿，一旦构成请客为达到某种目的的事实，就可能面临起诉。

除非是朋友之间的相互请客，那样的问题还不算很大。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新加坡的很多公职人员比如警察，与他人一起在外面吃饭时，通常都会自己付钱。

甚至于送红包给清洁工人，让对方重点打扫一下自己所在的街道区域，这从法律层面来看都算是贿赂。不过新加坡的相关执法部门也说过，真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又是接到举报的话，他们也会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通过上述几件案例不难看出，在新加坡，公职人员和个人，一旦构成了受贿和行贿的事实，不管金额多少，都算是违法了。

因为新加坡制定的《防止贪污法》中，并没有明确写明行贿和受贿的具体数额。就比如近期被指控受贿的交通部长易华仁，他被指控的罪名就是坐了私人包机，到国外看了演出。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一旦构成了事实，受贿的官员向行贿人输送了某种利益和好处，不管两者之间产生的金额是多少，就都是犯罪了。

换言之，在新加坡，可能因为行贿1块钱或者受贿1块钱而坐牢。由于没有金额限制，只对行为做了界定，这在无形中就会构成强大的威慑力。

除了不做金额限定的威慑之外，新加坡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和惩戒又是直接挂钩的。

一次行为不端，可能会丢失所有福利待遇

新加坡公职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不是固定不变的，每月的工资构成，由底薪、不固定工资、津贴和不定额红包几部分组成，而且工资直接和每个人的职责任务挂钩。

普通公职人员的薪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总体上跟该国的经济状况挂钩，每月的薪资能够保障他们的生活。而工作任务繁重，职位重要的官员，新加坡政府给予他们较高的薪酬，这就是常被外界提起的“高薪养廉”。

不过，外界只看到了这部分人的薪酬很高，却没有看到凡是拿高薪的官员，政府等于是一次性买断了他们的服务，高薪之外并不在给予他们任何福利。

在新加坡，像政府某部门部长这样的高官，还在2005年以前就能拿到100万元以上的高薪。但是这笔钱，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

这些官员平时工作，没有专职汽车和司机，每天出行都得自己解决交通问题。只有在出席大型的公务活动时，才能使用政府的派车服务。

除此之外，拿高薪的官员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等其他保险，他们的养老以及医保，都得自己解决。而且，这些官员一旦在换届选举中落选，那么他们和政府之间就没了任何关系，也不能从政府处领取任何收入和福利了。

只有那些普通的公职人员，他们的薪资水平虽然没有高官高，但拥有退休金和医保等福利待遇。可是，如果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表现不好，甚至出现了贪腐等行为，所有的待遇也就没有了。

（新加坡货币）

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新加坡的一部分高官确实有高薪，但政府并不给予他们任何福利待遇。普通公职人员的薪资待遇福利，又跟平时的工作表现直接挂钩。

这样看起来，那些拿着高工资的官员，更像是企业高管，生活上的一切事宜都得自己负责。而且，这部分拿高薪的官员数量，相比于整个公职人员规模也不大。

2005年以前，这部分官员有30人左右。此后到2009年，职责重要拿高薪的官员有230人左右。

查处成本低，贪腐风险成本高

按照多数国家的规定，包括贪腐在内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层面上是有权利保持沉默的。换言之，在贪腐类案件中，如果调查人员发现某公职人员有来源不明的资产，假设嫌疑人不配合调查的话，调查人员就得取证证明这些资产是不合法的。

在这种模式下，调查成本就会增加，调查贪腐的效率也会大大降低。毕竟，很少有贪腐人员自己选择交代的，都是在调查人员查到相关证据后，他们不得已才会说出实情。

相反在新加坡，一旦被认定具有贪腐嫌疑，嫌疑人需要自己举证。因为按照新加坡的法律，他们没有权力保持沉默。

如果选择沉默，调查人员有权对他和家属的所有资产进行调查，凡是不配合举证，或者是不能举证的资产收入，都会被划归到贪腐名下。这样一来，贪腐分子的风险成本就大大增加了。

在处罚方面，虽然新加坡对贪腐的刑罚不高，可一旦被坐实犯罪，处罚方面相当严厉。除了罚金之外，个人财产亦可能会被没收，其他福利待遇和利益也会一并遭受损失。

所以，极高的贪腐风险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大量的公职人员不敢也不想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去以身试法。

但即便新加坡在治理贪腐的问题上采取了全方位措施，近期出现的贪腐丑闻还是能说明，要让整个政府百分之百的清正廉洁，也是很难办到的。

接连几起的贪腐丑闻

易华仁是在2023年7月被逮捕的，他在遭到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调查后，其服务的选区选民相当震惊。

此外，去年新加坡的国会议长陈川仁也深陷婚外情丑闻。在已婚并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他和国会议员钟丽慧有了婚外情。

2023年7月，两人已经辞职并退出所在的人民行动党。同样，易华仁所在的也是人民行动党。去年新加坡副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政治丑闻以及贪腐，对执政党来说是挫折。

不过他又表示，新加坡对贪腐保持着零容忍的态度，而且新加坡人信任贪污调查局的工作。

就在人民行动党陷入丑闻的同时，新加坡的另一个党派工人党内部也出现了类似丑闻。工人党所属国会议员贝理安和党内的另一位女性有婚外情行为。贝理安在丑闻曝光后已经辞职，并与婚外情对象一并退党。

除了近期出现的这些丑闻外，2012年到2016年，至少有3名公职人员也曾深陷婚外情丑闻。

在一些学者看来，公职人员和普通人一样，也会因为婚外情而出现问题。不同的是，公职人员因为特殊的身份，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后，将会面临失去所有的结果。

至于受到贪腐指控的易华仁，上个月已经正式开启了司法流程。如果一切罪名坐实的话，他极有可能将被送入牢房。

李显龙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已表示，将会严格按照法律处理易华仁案，以后也会继续这么做。同时他还表示，自己决心维护党和政府的诚信，包括新加坡廉洁诚实的声誉。

结语

从新加坡多年采取的措施看，惩治和预防贪腐，采取的措施必须是综合性的。法律法规是一道道的防线，同时在这防线之上，新加坡还在全社会建立诚信为基石的理念。

李光耀生前曾经说过，政府要给全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公职人员处处有良好的作风，就会带动全社会的风气向清明转变，反过来全社会整体的清朗风气，又会进一步促成公职人员队伍素质的持续提高。

但就像此前出现的丑闻一样，人内心深处始终又存在欲望，它并不会熄灭，这样即便监管再严苛，还是会有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

这倒不是说此前的防范没有做到位，相反及时的发现个别现象并进行处理，反倒说明监管机制还在持续发挥作用。

而且这从侧面也能说明，防范和治理贪腐，只能是进行时，不会有停歇的那一刻。新加坡多年来也正是因为始终防范，才构筑起了清廉清明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