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七四九年，就在“中国热”已进入高潮时，一封介绍中国园林艺术的信件在法国发表了。

信的作者是乾隆皇帝的内廷画师、法国传教士王致诚。

这位在法国和意大利受过最正统的西方艺术教育和熏陶的画家，却为圆明园内的曲径、假山、蜿蜒的小溪，千姿百态的亭阁所折服。

他在信中写道：

“这是人间的天堂。水池的砌法完全是自然的，不像我们那样，要在四周砌上用墨线切割成的整齐石块，它们错落有致地排放着，其艺术造诣之高，使人误以为那就是大自然的杰作。河流或宽或窄，迂迥曲折，如同被天然的丘石所萦绕，两岸种植着鲜花，花枝从石缝中挣扎出来，就像天生如此"。

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体悟到与西方园林迥异的中国园林的美学原则：师法自然，重自然逸趣而不尚人工雕琢；并以他的传神之笔，将这种巧夺天工的园林艺术介绍给了他的同胞们，王致诚这封信的发表，无疑为当时正流行着的中国时尚注入了新的内容。

1、洛可可风格的背后

这些出于传教目的而习汉语、读经书的神父们，受到了中国文化耳濡目染的熏陶，对中国艺术自然就具有了一定的鉴赏力。经他们之手选择、绘制、发运回欧洲的画册、图片，自然成了当时的法国画家们汲取东方灵感的范本。

华多、布歇、于埃都是法国罗可可时代的著名艺术大师，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辨析出中国艺术的痕迹。

华多的名作《舟发西苔岛》，在用色、构图及所表达的意境上，带有如此鲜明的“中国风格”，以致于德国学者利其温，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认为画家是从中国山水画中得到了某种启迪，华多是否研究过中国的山水画，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他以中国主题入画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在他之后，布歇、于埃等其他画家也都纷纷效法，创作“中国式”的壁画、挂毯。

当代人在评价这些作品时，往往会以“不象”为理由，而拒绝承认中国艺术的影响。但是人们忘记了，这些作品产生于两百多年前，那时在法中之间横亘着多少无法逾越的困难，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也没有快速的交通工具，甚至连能使彼此沟通兴趣的最起码的语言工具书也绝无仅有…

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当两种艺术有缘相逢时，它们之间的交流、对话和相互融合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十八世纪发源于法国，而后影响整个欧洲的艺术风格是洛可可。这种在巴洛克风的对立面上发展起来的艺术，是一种表现人的感情、逸趣的艺术。

它一反巴洛克为表现神权而特有的威严、神秘和庄重，而以轻快、纤细的线条，典雅、活泼的色调、表达了新兴市民阶级的生活逸趣。

恰在此时传入法国的中国艺术，为这种革新的艺术思想带来了滋生的养料：

以平涂构线、以墨代色、崇尚自然、注重总体和谐与意境为特色的中国艺术，在与法国艺术家自身的传统相遇、匡正后，便产生了一种既有别于西方传统，也绝非中国艺术仿制品的艺术。

也许它们什么都不像，但它们又分明带着这两种艺术的特征——这就是比较文学称之为“影响”的过程，而那些似乎什么都不像的作品，恰恰是艺术家的心灵，在受到异国文化的激发而萌动后孕育出的新生儿。

2、“中国风”的作品

“中国热”的浪潮也冲击到文学领域。

那时，一切提到中国的游记都成了畅销书，冠之以“中国”二字的小说、戏剧也纷纷出笼。

如《中国间谍在欧洲》、《中国书简》、《北京宫廷秘史》、《中国雅士在法国》等等，不一而足。

据统计，自一七一零至一七九二年间，法国出版的此类小说竟达四十五部之多。

平均不到两年即出一部，速度之快，令人瞠目。

不过，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只是假中国之名而已。作者们往往打着中国的旗号以招徕读者，至于书中的内容，则与其名风马牛不相及：

或杜撰一些带异国风情的故事，或乔扮成中国人抨击法国现状。

看来，那时的作家已经很懂得“读者心理学”了。小克雷毕庸竟在一部题为《唐彩和内阿达内》的小说前言中，云山雾罩地扯道：

“毫无疑义，这是一部古典名著。中国人极为重视它，甚至认为此书出自孔子之手……然而事实上它是著名的吉罗奥埃所著，他比孔子还早十个世纪……此书自古日本语译出。”

但凡对中国有点了解的人，读了这几行字大概都禁不住要打寒噤，可见这一类书对研究“中国热”并无大的价值，不过，这现象倒也颇能反映出“中国热”的气势。若不是“中国”走红，作家们何必硬要扯上这两个字。

3、传教士间“论战”的背后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再转回到那些被遗忘了的神父们身上去，他们当时运回法国的，除了那些精美的画册、艺术品外，还有能向法国人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一切可找得到的东西，其中最大量的是中国的书籍。

单是一七二二年由耶稣会士傅圣泽带回巴黎的各类书籍就达三千九百八十卷之多，它大大丰富了法国皇家图书馆的中国藏书。为法国开创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而神父们对“中国热”还有更为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撰写了无数有关中国的文章、书信、小册子，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典籍。

在“中国礼仪之争”中，传教士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笔战。论战双方在这期间，于欧洲发表了无以计数的各式文章，其内容远远超过了宗教的范围。

从耶稣会士方面来说：

博学的神父们为了证明中国人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偶像崇拜者，向欧洲大量译介了中国的文献、经书。同时，为了说明中华帝国是值得他们在礼仪方面做出让步的，他们又努力要把这个东方古国的一切价值都表述于笔端。

这样，他们的作品就涉及到了中国的地理风貌、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百工技艺、历史人物、政体君王、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一切在他们的下又都被按照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描绘得近乎神奇。

相反，耶稣会士的敌人们，一般说来都不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读不懂也不屑于研习中国的典籍。

他们所热衷于报道的是中国社会下层的种种弊端，因而他们笔下塑造的中国形象更多的表现了其落后的一面，如饥荒年代食人的现象、溺死女婴、纳妾的习俗、民间的各种迷信活动、地方衙门的横征暴敛、梃杖制度等。

尽管论战双方都只谈自己熟悉、了解的那一面，并常把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论据有意极而言之，但若将他们各自描绘的中国加以综合，倒也能使人看到一幅较完整的画面。客观地说，它基本上反映了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的中华帝国的面貌。

4、榜样的力量

当然，在这幅画面中，耶稣会士们的笔触更鲜明、也更引人注目。他们的作品由于材料翔实、文笔生动而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效应，为十八世纪欧洲的知识阶层所广泛参阅和引用。

其中，流传最广且最具影响力的是以下四部著作：

由李明神父撰写的《中国现势新志》；由杜哈德神父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由钱德明神父主编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技艺、习俗录》；《奇异而有趣的信札》(一译《耶稣会士书简集》。

这些涉及面广，且具有一定深度的出版物，向十八世纪的欧洲展现了一个奇异而诱人的国度：

它富庶、辽阔，百姓温雅知礼，皇帝“治国如治家”，它的重农政策、科举制度，它的四大发明，长城运河、它的绵延几千年而不衰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

这一切都为启蒙时代的有识之士，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使他们看到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榜样。

重农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杜尔哥，都在耶稣会士的笔下，找到了一个近乎他们推崇的“自然秩序”的国度。由于深信土地是一切财富的第一来源，他们都力主向中国学习。

魁奈甚至还向法王路易十五进谏，建议他仿效中国皇帝的“亲耕”，以鼓励法国农业的发展，他因此而获得了“欧洲孔夫子”的美称。

中国以科举取士的制度也使欧洲受到震动，历史上，欧洲人的官位不是靠血缘关系世袭得来，就是用金钱购买的，平民子弟若想进入权力机构、只有进入教会这一条路。

而耶稣会士们却为欧洲人描绘出了一个仅凭“个人高尚的品德就能获得高官的国家”。

这样的一种制度，对正在从神权、皇权桎梏下挣脱出来的人们来说，其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恰如艾田伯先生所描述的那样：

“如果说英国以考试录用公务员正是在仿效中国，那么我们法国人则又从英国人那里转借来了这种方法……而民主国家的使节们、诸如当时的荷兰，也深为科举制所打动…”

5、传教士的反噬

中国对启蒙时代的影响当然远不止上述几方面。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在一切根本的问题上，无论是宗教的还是社会的，都为当时的欧洲人带来一种新意或启迪，单单是承认这个泱泱大国的客观存在本身，就已经把人类历史从《旧约》记载的“创世纪”向前推进了几千年，因而也就打破了“神圣宗教”历史的权威；而这个古老国度如此悠久的文明，也使一切有识之士认识到欧洲以外文化的价值、非基督教文化的价值，从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欧洲文化中心论”。

正是在这股宣传中国文化的浪潮中，孔子漂洋过海来到了这片异国的土地。那时，不仅所有介绍中国的书籍、文章都要或详或略地谈到他，而且重要的儒家经典作品几乎全都被翻译成西文。

尽管译文的随意性很大，有许多只能算是改写本，甚至仅是一种略写，但这并未减弱孔子基本思想的力量。

人们从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个以道德教诲人类的智者的形象，欧洲人很自然地就把孔子视为公正和理性的象征，是一个堪与苏格拉底相媲美的东方的“先贤古哲”。

事实上，当人们讨论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时代的影响时，归根结底是在讨论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重现世、重人道的思想体系，特别是他的以“仁”为主体的哲学思想和建立在“仁政德治”基础上的政治理想，给了启蒙思想家以如此大的启迪，以致自朗松以降的法国文史界,一致公认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中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甚至将这个时代的欧洲称之为“中国之欧洲”。

但是，请不要忘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关于中国的信息都是启蒙运动的大敌——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提供的。

这些虔诚的神父们从欧洲出发时，一心只想要征服中国人的灵魂，最后却成了他们想使其改宗的那个民族最积极、最热心的宣传者。

他们的宗教教派之争，以在欧洲传播了中国思想而告终，而这种异民族的思想恰恰又为基督教教权主义的掘墓人——启蒙思想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道不是神父们自己挖掘了自己的坟墓?准备了自己的灭亡？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呢？

来华传教士们的作品，借助于当时流行的“中国热”，在欧洲得以广泛传播，而这种对中国全面深入的介绍，也把“中国热”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思想影响的阶段。

很多人都把这一阶段视为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的继续，这样说自有它的道理。但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热”偏重的是追逐一种时尚，而“时尚”却并不等同于“思想影响”。

比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此曾做过一个极妙的评论，他写道：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们可以给小说或戏剧中的人物穿上中国式的服装，而这些人物却毫无中国味。人们可以边品尝用明代瓷器盛装的茶、边揣度着孔夫子的模样，而毫不感到需要按照中国人的思想来校正自己的道德观、政治观……”。

“要想有学习外国的愿望，似乎首先必得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焦虑，或者对迄今为止现存的精神文化生活感到不满。此外，这个异民族还必须恰在这种不安产生时，能带来某种满足那几乎已确定的需要和愿望的东西”。

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法国、正是因为具备了比诺文中所提出的所有条件、才为东方人本主义的输入和产生影响创造了契机。

18世纪，当“中国思想”也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不胫而走之时，法国的知识分子却因“正在反抗一种老朽、腐败、衰竭无力的君主专制”，而把英国视为“自由的故乡”求教于洛克的学说。

但是“当人们翻阅十八世纪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报刊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之词。仅仅以此而论，中国《那时)似乎就比英国更受欢迎”。

很显然，处于社会、宗教危机之中的法国人，眼光是向全球开放的。在这种全方位的审视中，任何能带来希望、激发想象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有益的，那个被传教士们描绘得如此神奇、美妙的中国，那个富庶、强大、有着几干年文明史的古老帝国，不可能不对法国人产生强烈的刺激，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孔子的思想。

居斯塔夫·朗松在一九一〇年时就曾明确指出，从一六八○年到一七一五年，普通的法国人寻找着一种新的道德观。它既非由宗教教条强加给人、又非由超验的原则演绎成的，而是一种更切合实际需要、更能使普通人做到的道德需求，孔子的伦理道德观恰恰最符合这种需求。

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与儒家道德原则紧密相连的，而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统一，无疑为不满现实的法国人提供了一种榜样。

朗松的话使我们依稀捕捉到了十八世纪法国人眼中的孔子形象。一个可以挽救法国的救世主形象……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