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赏话剧《不可说》的过程有点烧脑。

估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一开始被男女主角一地鸡毛的争辩所牵引,以为接下来的故事逻辑大抵偏向于家庭伦理。直到出现时空交错的表演和罗生门式的悲剧关系(到底是谁死了?还是都死了?),才开始调整视野角度和思想维度,不再纠结于形而下的生生死死,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形而上的启悟。

由此就可理解,你让剧作者写此剧的“故事梗概”,可能连他本人都很难表述到位。如果这样写:“一对事业有成的医生夫妇,在争吵与摩擦中小心翼翼地维系夫妻关系,而妻子前男友的突然造访,揭开了一个多年的谎言,于是一连串的悲剧开始上演……”这样概括准确吗?窃以为不很准确。争吵、摩擦、谎言、事故……展开得都不够细致、不够高潮,如果以传统话剧的“戏剧性”衡量,那么戏剧冲突显然是不够的。寄望于戏剧冲突,也许你会有点失望;可是一旦你循着“罗生门式悲剧关系”深思其间的人生哲理,便能体悟剧作者的匠心与苦心。

究竟是什么样的匠心和苦心呢?

剧作者其实用剧名“点题”了。充满玄机的“不可说”,寓意无穷。当剧中主人公絮絮叨叨言说时,或被误读,或引发争呛,越说越远离初衷,越说越远离和谐。所谓罗生门,指的就是当事人各执一词,让真相扑朔迷离。不说犹可,一说乱套,这是不二命门。虽然“剧情”中的主人公说的是他们的事,然而其所折射的,何止于此?你会在游离之处,突然引发诸种联想,生活中原本毫无意义的某些细节瞬间涌上心头,然后顿悟“不可说”的妙义。

越说越错,哪里是口才的原因?纵然你有如簧之舌的辩才,在人生面前,你的辩才毫无用处,你一开口,上帝就发笑。说到底,人性的复杂和幽暗有时连我们自己也无法估量,遑论他人。为了剧情需要,也许不得不安排谎言到场,可是即便没有谎言,面对赤裸裸的坦诚,可能也未必会有更好的结局。

剧作家喻荣军近年的创作,较多锁定在形而上的主题。之前看过他的《家客》和《乌合之众》,其别具一格和别开生面的表述,让我对“话剧的种种可能”充满了想象和期待。不再耿耿于怀于故事剧情,不再简单厮守于三一律,让“说话艺术”插上思想的翅膀,辅助于与时俱进的舞美设计,一次次带给我们惊喜。

一直以来,我都执著地认定:在所有的艺术样式中,话剧是最善于表达思想的,最能直抵观众的灵魂。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而言,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蒙,常常是需要“借助工具”的,而话剧无疑是最佳的工具之一。关于思想启蒙,应该作宽解——对情感领域的深度探究,对理性世界的深入探讨,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何尝不是一种思想启蒙?

对于创作者而言,各种各样的故事类型几乎都被编排过一遍,“创新”的余地是有限的。无论你有多么催人泪下的剧情,无论你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巧合,观者难免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慨叹。而一旦不囿于形而下,而从形而上的立意入手,则天地广阔。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不是“捷径”,而是一条“孤勇者之路”——因为这条路上,走着的都是思想者,如果你的思想品质不具有引领风范,那么你是无法厕身其间,在所谓的广阔天地纵横捭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的话剧更加考验创作者的思想和艺术功力。虽然喻荣军的话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我看到了希望。

我不知道这样的“剧评”是不是言不及义?对这部《不可说》,最好的剧评就是“不可说”,或者说“不可说破”——本来其内核是无限丰富的,但形诸文字,就不得不“世俗化”了。在幽冥的人性世界里,语言常常是苍白无力的。此刻在电脑前,我就有这种无力感。(刘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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