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三大战役的枪声刚停，国民党的影子还没散尽，接下去的事比打仗还难说。要迅速恢复城市秩序，比想象麻烦。我党那时提出得快，南下干部团陆续出发，和大军一起跨江南下，不快点，城市里乱起来，大局就保不住。

胡继宗就是其中一员。他穿着中山装，在干部团队伍里头走得很快，没人能想到，他后来会在湖南干了十几年。这一决定，有人赞成，有人觉得还有别的更好的人选？也说不定。可是地委书记的桌子，最后是他的。

胡继宗生于河北肃宁，家里并不宽裕，也不算穷，1920年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大多数是少年混乱。1938年，初中刚毕业的胡继宗加入了家乡的抗日队伍，那时候河北大地还没恢复过来，一个普通青年，能扯起扁担或者举着口号，成了一种本能。

抗日战线的宣传口号几十年后看有点死板，但面对那场腥风血雨，胡继宗肯定是拼过的。他从冀中平原一路干到冀东，起早贪黑，白天做宣传，晚上开会，弄得家人等得焦心。那种指标下得快，乡镇里谁能扯开喉咙带头喊一嗓子？都得靠着像他这样肯走肯干的青年把团队带起来的。

胡继宗不是那种轻易谈判的人。他做事有点偏激，重大决策咬得很紧，这习惯从前线带到湖南，零陵地委一班人都服气。但有的事说不明白，他最头疼。土地改革、物价管控，在外人眼里是政治要求，其实往往一头汗一身泥，队伍里有人胆子就是小，不敢往前冲。他管得住，人家敬他。可管不住，压力又全推到他头上。

新中国是怎么巩固住南方城市的？靠政策靠队伍也靠实打实的地头工作。湖南那年土地改革，老百姓家门口贴上布告，谁家地多谁家粮多，全县都知道。胡继宗专门骑着自行车下乡，直接敲开村干部的门了解情况。他不专门开会。不愿写长报告，他更喜欢问人家的实际困难。

多少年后还有人记得，那年湖南省委开会，胡继宗成天不坐办公室，总是突然出现在基层队伍里。他讲话，表情冷，嘴严。有人觉得不近人情，有的却说他认真。主席也夸过他，说胡继宗干得利落。

真正难的事倒是后头来的。1961年，彭德怀老总到湖南。胡继宗陪着走一圈。那时湖南粮情堪忧，生产也没起色。彭老总喜欢问细节，农民什么愿望，粮库进多少？胡继宗一口一声把实情说出来，不拐弯。彭老总写了好几份调查报告，后来成为讨论的重要材料，其实许多数据都来自胡继宗。

过了三年，胡继宗调去甘肃——不是他自愿，湖南的干部都舍不得。省委文件一下，就去了，也许他心里还有遗憾。甘肃和湖南比，天更高地更旷。那地方缺水、缺粮、还缺人。初到兰州，胡继宗眉头皱着，眼睛扫得很快。他拿下党委书记处书记的帽子，事却杂七杂八，每天的公文档案一沓沓。

甘肃的局，大得惊人。省里大小工业项目卡得紧，经济底子薄，农业更是掉队。三线建设初见端倪，能源项目拉开架势，但底层执行，总是麻烦不断。有人抱怨条件差，他直接回一句：“都知道条件差，还能咋办呢？”这样说话其实让下边干事的人不好意思。也有人反感，说胡继宗脾气太冲？可没人敢当面说。

慢慢地，班子磨合久了，胡继宗做决策，倒也变得温软。他不再拍桌子，学会让下级多发表意见，会议结束还喜欢和干部单聊几句。可改革这东西，甘肃地广人稀，推进步伐还是慢。胡继宗脑子里天天转的，既有老区农民吃饭问题，也有工业战线的突击口号，有时根本分不开。

历史就是怪，有时越想解决问题，反而问题越多。1966年十一月，中央来电，任命胡继宗为省委代理第一书记。那会儿谁都知道，形势复杂。特殊年代里，话讲不清也没人敢插话。大小造反派都活跃，气氛越来越紧张。胡继宗本来以为，凭自己经验还能稳住。可一年不到，局势一变，个把月内，34个造反派占了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胡继宗被拉下，所有工作停了。

被停职那段时间，胡继宗闭门不出。干部们私下劝他，别多说话，小心点。他脾气硬，始终不肯低头。后来中央要组建革委会，省里还得有老资格干部。胡继宗重新“调上来”，进了革委会核心层——还真算是一种回归。

革委会里气氛怪。新权力结构，造反派、革干和老干部共坐一桌。胡继宗当副主任，却没了当年压全场的气势。他少说多看，专等别人先开口。有人记得他工作起来依然要命：文件一字一句改，一桩工作跟到底。他不爱喝酒、应酬，谁邀也推掉。这样的人做领导，有时候会太硬？没准。

1971年，新一轮整顿，甘肃省委恢复，胡继宗还是书记。人说他能东山再起，本人却懒得解释。三年后，他病重，兰州几个医院耗了三四个月，最终没救回来。走时才54岁。有人惋惜，有人说命，这些都没什么意义。对外界来说，省里一场风暴又掀过去。

回头看胡继宗一生，打过仗，管过地，闹过风雨期，最后安静下来了。他没写传记，也没让上海人知道他的名字。湖南和甘肃的老干部偶尔会谈起，说“胡书记那年管事，不一样！”可具体哪里不一样，说不上来。

传说他做事细致，有干劲，也有点拗。有一年春天，甘肃南部缺水，省委开会争论是否下调粮食指标，胡继宗拍板同意减一成。结果秋天收成正常，干部会后议论他“胆子大”。其实事后有点巧合成分。如果预判错了，可能骂声一片。工作是这样，成败常常一线之隔。

他当年还拒绝过某位部长“借调”干部的请求，理由就是甘肃用人紧张，谁劝也没用。这种固执，是不是完全好事？说不定，反正气氛一冷一热，见过的都说各有一套。也有年轻干部被批评哭出来，转头还是死心塌地给他干活。

有人猜测他对组织存有失望。其实他不太多想那些大道理。该发脾气时发，困了就在办公室眯会儿。去世那天，兰州还下了场尘暴，没人愿多提细节。只留下那叠人事档案和桌上的钢笔，成了后来人的谈资。

胡继宗的路，走得不平直。曾经在湖南风生水起，到了甘肃被拉下水。要说他只会执行命令也不对，他有时候决策也偏激，甚至容易得罪人。可是他对下级也有耐心，愿意听取不同想法。两个矛盾点并不冲突。

你说他短命，有人说这是一种命数。但仔细看也许和那年代的压力有关。老一辈干部身体都吃不消。最后谁还记得胡继宗？可能零陵山区又或者兰州郊区某个老厂房里，没人细说。但历史往往就是这么模糊。

每个人的命运都拧巴在一起，说得清也说不清。胡继宗既顺着风浪也逆水而行。他做过决定，也承担过后果。他的故事就这样定在一张旧报纸里，等有心人慢慢翻捡。